文化消费是指用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活动。在当代中国，文化消费的重大作用和现实意义已逐渐得到重视，构建中国文化消费的主体性地位是实现文化消费作用和意义的基石。理解中国文化消费的特征，理解当前所处时代的特点，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文化消费主体性地位的理解。

　　中国处于一个大转折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自觉性需要文化消费主体性的有效支撑。19世纪中叶，是为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变革、大转折产生的大碰撞，不仅发生在器物、学理和制度层面，更重要的是发生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中国“家国天下”的差序格局与西方民族国家的神权君权的群己权界，都是沉淀于东西方社会文化心理最深处的对社会构建机理的基本理解。这种对社会建构机制理解的差异是区分“我者”与“他者”的主要原因，也是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认为世界政治冲突的主要根源。经济全球化时代，不仅要有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认同，更要有自我身份的认知。中国近现代170多年，特别是近百年的探索历程表明，只有立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回答好“我是谁”，中国革命、发展和建设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只有文化才能够唤醒自我身份的认知，只有文化才能够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

　　进入21世纪，全球竞争逐渐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和文化竞争。中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实现历史的跨越和转折，不仅需要经济上的发展与振兴，更需要文化的发展与振兴；中国文化自觉性不仅要体现在努力为中国发展提供动力和自我认知，也需要体现在为东西方文化交融、为世界的发展与和平提供借鉴。而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文化被生产和消费的广泛程度上，只有根植于文化消费者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活的文化，才能成为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与文化传承的载体，才能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构建中国文化消费的主体性地位才能奠定中国文化的自觉性。

　　中国处于一个工业化与城市化深入推进的时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需要文化消费主体性的引领和塑造。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工业革命创造出的生产力第一次使社会物质产品的供给大于物质产品的需求。而进入后工业时代，满足人们情感体验和精神生活需要的以创意、品位、审美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异军突起，物质产品生产能力无限扩张和消费能力有限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调和。有学者指出，消费诸如奢侈品、艺术品这样无实际用途、与需求有关的商品所带来的满足感，在理论上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认为，后工业社会的驱动力已经从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生产型的社会被消费型的社会取代。从物质生产转向文化生产，品位、意义、符号与生产、消费、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后工业化时代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在社会活动中占比逐渐上升的主要原因。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发展，随着工业化深入推进，中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已经进入城市时代。城市不仅是经济中心更是文化中心，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生产差异上，更重要的是，地理空间上的临近和聚集使城市生产和生活更依赖于城市文明、社会规范和城市文化的指引和影响，而空间在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中的极化作用也更加突出。文化消费主体意识的建立和培养，对于中国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提供精神消费引领和城市文化塑造的双重功效。

　　中国处于一个信息化与大数据时代，新经济形态和新生产方式需要文化消费主体性给予保证。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计算能力的指数式增长使社会发展进程中智力生产活动终将胜过物质生产活动。伴随信息时代而来的大数据和云计算，使得围绕消费者为中心的数据收集、整合和挖掘成为趋势，消费者的个人特征，特别是以往难以测度的情感、价值、文化观念等主观偏好通过大数据得以有效显现，新技术的出现使得智力活动和物质生产的互动、消费者的主权地位都将得到增强。

　　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乃至生存方式。根据美国学者杰米里·里夫金的分析，网络社会的崛起意味着21世纪是颠覆的时代，互联网时代，能源、运输和通信将融为一体成为“物联网”。物联网催生出协同共享的新的经济形态和生存方式，在这种新经济形态下，社会共有、生产消费一体化（产消者）和零边际成本是显著特征。从社会共有角度看，“社会共有的产物使社会以文化实体的形式存在”，价值、文化、社会认同、社会资本等既是社会共有的主要产物，也是社会共有的重要基础，是维系物联网社会运作的基本保障。从产消者角度看，消费和共享自己的劳动产品，生产消费一体化将成为一种常态，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活动正是居民社会活动的主要对象和核心领域。从零边际成本角度看，物联网时代的产销活动具有低边际成本甚至零边际成本、高公益性和高网络消费价值等特点。文化产品通常是一种非物质产品，必须被消费者消费才能产生作用，而且在消费过程中，还有如下几个特点：消费者主观参与态度越积极，效果越好；文化产品越是被反复消费，效果越好；文化消费受众面越广泛、越是被大量消费，效果越好。从物联网的时代特征看，文化消费与之有着天然的一致性，文化消费即文化生产。因此，强化文化消费的主体地位，是中国在互联网全球化的时代，充分利用新科技形态，实现跨越发展，成为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毛丰付、毛中根，作者分别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消费提升路径与机制研究”课题组成员、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首席专家、西南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