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中国话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前瞻性很强的学科。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只有自身的学科理论强大了，本学科的民族话语充实了，我们才有底气、有实力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设好人类共有的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
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危机是我们的转机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转型，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第二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各种流派的全面学习。由是，中国学者一路追随西方，学术研究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可知，我们缺乏自身理论话语的局面为时久矣。如此，对于国内和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都有害无益。
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危机，或许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的转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需要具备世界眼光与世界胸怀。然长期以来，该学科的理论体系都是西方学者建构的，鲜闻东方学者与发展中国家学者之声。而实际上，由西方比较文学界建构起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存在着诸多漏洞与不足，从而导致了比较文学学科新的危机。
近20年来，随着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泛化，解构主义、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已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比较文学研究，从而形成了西方背离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学科泛化与比较文学不比较的弊病。西方开始出现比较文学死亡论的相关言论，从而形成了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比较文学之死开始的。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女性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目。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它的一个有价值的、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研究领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皮瓦克教授的比较文学专著干脆命名为《一门学科之死》，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死亡，敲响了比较文学的丧钟，揭开了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西方比较文学的另一个危机，是忽略异质性。法美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都是求同性，即寻求不同国家中的类同、不同学科中的共同。这种思维模式排斥了将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进行异质比较的做法，忽视了异质文明的可比性与文学的跨文明变异性，从而导致了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又一轮新危机。
面对危机，我们怎么办？实际上，西方比较文学的危机，也很可能是比较文学新话语建构的转机！可以说，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泛滥与忽略异质性的缺憾，构成了当前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成因。推究这两点成因背后的深层原因，当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若不建设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不以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刷新西方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就难以避免陷入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中去。
推动当代“中国话语”的建构，可以从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入手。“比较文学”既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跨越中西的国际性学科。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阶段，在当今中外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且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尤为关键，且任务艰巨。新世纪以来，中外国际交流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特点。随着中国科技、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日新月异，多个领域都需要中国话语的建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既有学科属性上的意义，又能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力量。
当前我国综合国力的强大有助于中国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我们建构中国学术话语的好时机。实际上，国际文学研究、学术交流与文化碰撞不只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它与各国间综合实力的对比密切关联。如果跳出纯学术的立场，把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放在整个国际关系及发展史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和发展动力。罗大冈先生说：“法国人自己常常大言不惭地说：巴黎是世界文化的首都。假如你不喜欢‘首都’二字，至少你得承认巴黎是全世界文化、文学、艺术的中心。”实际上，18世纪以后法国的大国地位主要是由于它的文化所奠定的。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语就是优雅的、上流社会的语言，所有欧洲国家的国王、亲王、知识分子都讲法语，所有国际间的条约都用法语写，一直到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法国戏剧家朱尔·克拉勒蒂直截了当地说过：‘确保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拥有霸权的是文学艺术，是小说，是历史’。”从法国文化中心主义的背景下解读法国学派倡导的影响研究，它就不再是纯粹的“科学”的立场了。为什么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其实并不是法国学者，而“法国学派”却引领了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呢？事实上，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也如此。当美国正迈向世界盟主宝座的时候，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也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姿态，反对“民族主义”，突破法国学派的历史局限，把法国学派所捐弃的“比较”还给比较文学，倡导跨国乃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因此，美国学派力主打破局限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展开各国文学之间相互对照比较的平行研究，把比较文学研究从文学史研究恢复到文学批评的研究，并把“文学性”作为比较研究的准绳。因而，比较文学围绕着“文学性”问题重新调整发展方向，与“新批评”的理论正好契合，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新批判派学者就很有发言权，而他们的发言无疑提升了美国的文化软实力。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综合国力强大了，别人才能充分倾听我们的声音，中国话语建设才能真正实施。因此，我国综合国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稳步提升为建设比较文学学科的中国话语，解决比较文学学科危机提供了现实基础。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有助于建设好“比较文学”这个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开始就既重视西方学术理论又重视本土文学文化，既强调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又心怀民族文化复兴的渴望，能很好地兼顾比较文学发展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另外，一门世界性的人文学科不应只有西方学界独占话语权，而应全世界共同建构、共享权利。所以，建设好自己的学科理论话语，对于更加合理的国际学术新秩序的形成而言，意义甚大。
兼顾自身品质与世界胸怀
既有民族特色与自身品质，又有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这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自身的学科理论话语时所应坚持的原则。
如果我们自身的理论缺乏民族特色，只亦步亦趋，不彰显个性，只按西方标准打造，不敢挑战所谓的“国际权威”，那么我们自身的学科理论话语就难以建构，比较文学学科遭遇的世界性危机也难以解决。因此，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彰显“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包括四层含义：一是要能解决当下实际的比较文学危机与问题，二是要努力学习并适当取法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三是要使“中国特色”本身具有世界胸怀与长远目光，成为世界认同的优质特色，四是要让“中国特色”精益求精，并成为“世界特色”。如此，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才能切中当下、志存高远、长久立足、持续进步。
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时，要以超越西方现有的标准要求自己，使自身理论达到世界性高度，在不失个性的同时为世界所认可。美国学者斯皮瓦克认为，解决“比较文学之死”的途径是“建设一种无所不包的比较文学”。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应以翻译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与文化研究等泛文化与不比较的学术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两位学者提出的解决思路颇为一致，仍然是西方长期以来的套路：背离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学科泛化，仍然是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无边论，结局很可能是真正把比较文学推向消亡。她们未能解决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真正原因，显然没有注意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没有注意文明的异质性与变异性，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泥潭。
故此，必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才能真正看出学科危机的成因。其实，缺乏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从根本上就不是真正的世界胸怀和真正的世界文学，看不到异质比较研究和变异学研究，就无法真正展开不同文明文学的比较研究，这正是西方原有比较文学研究的不足之处。西方学者只以西方为比较文学的地域中心，以西方治学模式为理论导向的中心，以西方话语为自己的言说中心，以西方话语权为学科的权利中心，这就使他们难以真正走向跨越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的比较，难以走向真正的世界性文学比较，难以发现异质比较与文学变异这样的学术理论，所以只能用避开矛盾的方法解决矛盾，将比较文学学科推向名存实亡之境。
基于此，我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跨文明与变异学研究，并在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比较文学变异学》一书，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比较文学变异学。所谓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探究。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以及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变异学研究的重点在求“异”的可比性，研究范围包括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方面。变异学研究既能彰显自身特色，又具备世界眼光；既能推动理论原创，又能挽救学科危机；既能打破西方窠臼，又符合国际需求。变异学的研究正切中了当下的学术需求与话语需求。
“变异学”：比较文学新话语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其理论核心是把异质性、变异性作为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基础。这一理论不仅解决了比较文学异质性的可比性问题，也解决了文学影响关系中的变异问题，有利于挖掘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文学关系的变异性，以实现世界文学与文化的沟通、融合，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
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是基于异质性的可比性提出的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提出变异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弗朗索瓦·于连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无法读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在中国古文中，引发思考的往往是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对称性、网络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略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其实，于连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围绕中西文明的异质性展开的，他的研究实践也是围绕差异比较展开的。故而，比较研究不应仅从求同的圈子内展开，而也应围绕异质性充分展开。不同文明的异质性也具有比较的价值，甚至有更重要的比较价值。我们有理由肯定，异质性也具有可比性。这就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基本思路。
第二，在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文学变异仍然是存在的。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从“文学性”出发，来探索不同国家或不同文明体系中文学现象的共同特征。即使没有事实影响的诸种文学现象与文学理论之间的相互阐释，也同样会产生变异。比较文学变异学便是从差异、变异入手来重新界定、考察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领域。
第三，从文学的审美性特点来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必然包括文学史的实证研究与文学审美的批评研究。一国文学在旅行过程中对另一国文学造成影响，不可能不带有审美的因素、心理的因素，所以，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可以从实证性和非实证性两个维度对文学变异现象进行考察，并突出以非实证性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文学间的美学变异规律所在。
变异学并非个人的独家发现，而是有渊源的。早在变异学正式提出之前，国内外若干著名学者对东西文学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就有所探讨。例如，美国学者韦斯坦因在其代表作《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提出：“无论如何，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或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而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这种“创造性转变”，就是一种“变异”。爱德华·赛义德曾提出“理论旅行与越界”说。该学说强调批评意识的重要性，并突出了理论变异与时空变动之间的关系。该学说与变异学存在一定的契合。近年来，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的研究核心聚焦在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他坦言自己的学术兴趣在于关注东西方文化的无关性，借助对西方的他者——中国的认识，最终回归对西方思想的理解。
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差异性与变异学也有较为明确的认识。例如，叶维廉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认识到东西文学各有一套自己的“模子”，不同“模子”之间存在着差异。1985年，严绍璗在《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一文中提出了“变异体”的概念。1995年，王向远在其论文《新感觉派及其在中国的变异》中论述了日本新感觉派及其在中国的变异。1996年，乐黛云在《文化相对主义与“和而不同”的原则》一文中提出“和而不同”的原则，并主张建设多元文化共同体中的比较文学。她在《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一书中指出：“如果说过去比较文学主要存在于以希腊、希伯来文化为主要来源的欧美同质文化之间，那么，二十一世纪的比较文学无疑将以异质、异源的东西方文化为活动舞台。”
以上研究成果，为变异学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该研究领域的提出，使比较文学学科从最初求同源性、类同性拓展到现在求异质性、变异性。需要强调的是，异质比较的基点在于不同文学之间的同源性与类同性前提，而非毫无关系的事物之间的一通乱比。例如，禅宗与佛教有很大的差异，但不管发生了多少变异，它们依然有共同的源头——印度佛教。亦即，不管比较的两者间有多大差别，它们的同源关系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在影响关系研究中，变异学追求的是同源中的变异性。在平行研究中，仍然要探究同中之异。也就是说，在研究对象之前要首先找到类同性，然后才能进一步研究变异性，并阐释类同性背后产生差异的原因。例如，西方文论中的“崇高”与中国传统文论的“风骨”差异甚大，但类同性关联亦有之。若无内在的类同，异质比较则难以成立。所以，平行研究中的变异学探究的是类同性中的变异性。
下面谈谈变异学的理论构成。第一部分是跨国变异研究。基于一国文学不仅处在本国的纵向历史发展中，也处在跨国文学的相互影响中，因而，跨国文学研究成为必然。而跨国文学研究必然会涉及一国文学流传到他国所产生的变异。譬如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流传到日本、美国、泰国等不同国家后，各有各的形象变异。在它们的影视剧中，《西游记》主人公的形象往往有颠覆性变化。究其原因，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审美取向、译者个人因素等都在此之列。形象学、接受学的很多内容都属于跨国变异研究的范畴。
第二部分是跨语际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是比较文学变异学在语言层面展开的研究，关注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主要指文学现象通过翻译，跨越语言的藩篱，最终被接受者接纳的过程。首先要承认，语言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译性和变异的必然性，原作和译作之间不可能存在绝对的等同关系。中国早在南北朝时期，释道安就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可见，语言转换中存在的不可译性是翻译当中的重要问题。但语言的不可译性并不代表不同的语言无法交流。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某种变异，可以为原作带来新的含义和新的思想视野。
第三部分是跨文化变异研究。当西方背景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非西方背景的异质文化时，跨国研究已经不能解释文学内部的很多问题，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成为必然。跨文化变异研究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文化过滤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由于接受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文化过滤是研究跨异质文化下的文学文本事实上的把握与接受方式，它事实上也是促成文学文本发生变异的根基所在。文化过滤具有三方面的含义，即接受者的文化构成性，接受过程中的主体性与选择性，以及接受者对影响的反作用。例如，当《庄子》一书进入西方后，由于文化差异性引起的文化过滤，导致翻译后的文意产生了不小的变异。汉语中的“天”字就难以译为西文，在英文中常以“heaven”或“God”代替。而《养生主·庖丁解牛》中的“踌躇满志”一词竟被阿瑟·韦利译为“hovering for a long time”（犹豫不决），“动刀甚微”被译为“some small， niggling strokes”（手法琐碎）。如此，庖丁技艺精湛的形象变异为一个平庸愚笨的形象。这就是文化过滤导致的文学变异。此外，文学误读也是造成文学现象跨文化变异的一大因素。文学误读的成因有接受者的主体性因素和时空错位导致的理解偏差，最终的误读有可能带来文学创新。如庞德将《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译为“To study with the white wings of time passing/ is not that our delight”（学习，伴着时光流逝飞去的白翅，岂不令人欣喜？）此处，庞德将“习”（習）拆为“白”和“羽”，误读与创新的痕迹令人惊叹。这种误读与变异中的文学创新是颇值得研究的。
最后是文学的他国化研究。文学他国化是指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变异，该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所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他国化往往有两种情形，一是从接受国角度而言，本国文学被他国文学所“化”，二是从传播者角度来看，他国文学被本国文学所“化”。判断文学变异是否他国化，标准在于话语规则是否改变。中国文学与文化话语往往以“道”为意义生发点，并依经立意，西方则有逻各斯中心主义话语传统。这种中西话语规则的异质性导致了文学他国化的必然性。从历史上看，外国文论中国化其实是中国文论创新的一大途径。佛教的中国化——禅宗及其文论的形成就为中国古代文论带来不小的创新。而在当代，西方文论中国化仍是中国文论创新的有效途径之一。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一种普适性的学科理论。它使比较文学一定程度上超越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超越所谓的东方视角与西方视角，去除文化保守主义与沙文主义，实现该学科“世界文学与总体文学”的研究目标。而变异学理论话语体系也正是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话语体系。
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对于中国及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话语”在当代的整体建构，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责无旁贷的意义。故此，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