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旨在以哲学的方式考察历史，以便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增强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预见力和洞察力。然而，正当时代发展需要历史哲学提供智慧的时候，历史哲学的研究现状却显得门庭冷落。同时，从事相关研究的一些学者以钻研历史研究方法取代对历史发展大道的追问，将其局限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使历史哲学的处境更为尴尬。就如何加深对历史哲学本质和意义的认识，助力中国本土历史哲学的构建，本报记者对相关学者进行了采访。

　　揭示历史事实背后的人类精神

　　研究历史哲学，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历史哲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萍认为，历史哲学的本质可以从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进行把握。她说，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就是思想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历史学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是对历史事实的叙述；而历史哲学则以思想为研究对象，它的任务是穿透历史事实，揭示历史事实背后的人类精神。

　　历史哲学研究的人类精神是通过民族精神来体现的。何萍表示：“历史哲学是批判地对待经验事实，探求经验事实背后人类的真实存在。这里所说的经验事实既有一定时代性的内容，也有一定民族性的内容。因此，历史哲学不是超时代的、超民族的，而是对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内在精神和文化的概括。”

　　对于历史哲学的本质，还可以从现代性这一层面上加以把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立波认为，现代性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是现代的历史理论、社会理论、文化理论、政治理论等内蕴的前提。历史哲学即是对于这一观念性存在的再思考。即便是后现代历史哲学，也是在现代性的地基上展开论述的，因为后现代主义要通过指认历史无意义来否定现代性，就不得不阐释“历史”和“意义”，这就又回到了现代性的范畴。

　　历史哲学的学术价值日益凸显

　　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历史哲学的学术价值也日益凸显出来。何萍认为，对于当今中国的哲学研究来说，开展历史哲学研究有着双重意义。首先，研究历史哲学有助于了解现代哲学的来龙去脉及其实质。现代哲学的起源与历史哲学的兴起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历史哲学批判了近代哲学的自然理性的思维方式，代之以文化理性的思维方式，从而把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区分开来。在这个意义上，若不了解历史哲学，就根本不可能走进现代哲学，把握到现代哲学的精神。

　　其次，研究历史哲学有助于改进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自19世纪末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上了民族化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结合本国的革命实践和本民族的哲学传统，创造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这些传统可大致分为两类：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长期以来，我国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熟知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而对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却不甚了解。这无疑妨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全面把握，也影响了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转换的深刻认识。根据这一研究现状，我们有必要研究历史哲学，通过历史哲学的视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和历史发展，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理性，打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此外，开展历史哲学研究有望促进历史学科的全面深入发展。张立波认为，所有历史学科和学说，都受到了历史哲学的影响，或者说，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都会遇到历史哲学论域的议题。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史学领域，如果没有历史哲学的知识背景和理论支持，将缺失重要的一环。

　　构建本土历史哲学的三条路径

　　历史哲学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历史哲学研究者也应加入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潮流，致力于构建本土历史哲学。

　　张立波认为，构建本土历史哲学，有三条路径。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深化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中国版本”。这一路径的关键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内涵的阐释与发挥。二是基于中国传统历史思想的合理成分，发展出历史哲学的“当代版本”。三是基于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发展出历史哲学的“国家版本”，亦即体现当代中国智慧的历史哲学。中国道路是中国自主开辟的现代化道路，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伟大创举，为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新模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历史事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由此，中国本土的历史哲学的“国家版本”呼之欲出。三条路径之中，历史唯物主义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构建本土历史哲学还应开发20世纪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何萍说，20世纪的中国哲学，是在不断扬弃外来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展开的，这为今天构建本土历史哲学提供了极有分量的认识对象和较高的研究起点。可以说，20世纪中国哲学的优秀成果就是我们今天开发中国本土历史哲学的经验原型。

　　构建本土历史哲学应当尊重历史与经验、肯定差异与特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金林表示，学者不应把历史哲学变成无往而不适的普遍公式，而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普遍性同中国历史事实的特殊性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近现代中国具体而丰富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则要发现其间逻辑演变的基本规律或趋势。只有在此基础上对历史进行考察，才能做到既不以现象遮蔽规律，也不以规律替代现象。这就可以防止以西方哲学概念对中国独特的发展之路生搬硬套，防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粗浅理解，这对于构建本土历史哲学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