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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话语应走出“洋教条”
发布时间:2016-09-29 09:37:00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都在讨论中国学术话语的建设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话语”就是切中当下中国人生存经验、切中真正中国问题、对中国问题有诊断力的话语。至于这个话是中国人说的还是外国人说的、古人说的还是今人说的,是在中国大陆说的还是在美国说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对此,本人不敢苟同。

  “中国学术话语”并非只是关于当下中国问题的话语,也包括关于中国历史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如果“中国学术话语”不回应历史问题,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之中;如果“中国学术话语”无法阐释未来发展趋势,那么说明中国学术缺乏前瞻性,最终难免失语。

  “中国学术话语”一定是中国人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表达,外国人说出来的肯定不是中国的学术话语。费正清、傅高义等研究者在中国学方面有非常深的造诣,但他们所建构的并非“中国学术话语”,而仍然是关于中国学研究的“西方话语”。

  古人说的“中国话语”,有的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或者说仍然有生命力,可以成为当今“中国学术话语”的基础,或者直接转换为当下的“中国话语”。但是,大多数“古人话语”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尤其是古人不可能知道当下中国的问题。因此,时代变迁、社会嬗变,决定着“古人话语”无法对当今中国的现实进行阐释。

  关怀中国历史 阐释未来“向何处去”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学术话语”,只能是当今中国学者的话语。所谓“中国学术话语”,顾名思义是指当今中国学术界对当下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对当下中国社会切诊,包括对过去中国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对未来中国走向的预测,并基于中国自己学科体系之上而形成的一套学术话语。

  首先,“中国学术话语”是关于当下中国的学术关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已经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区域。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日益关键。有鉴于此,世界各国纷纷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构塑一个“中国”,从而形成它们的“中国观”。这些对中国的认识,在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之下,可能会存在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误解、曲解。这就迫切需要用“中国学术话语”来塑造一个更为客观的中国形象。

  其次,“中国学术话语”必然对中国历史有学术关怀。有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现状都是过去历史的产物。既然我们无法与过去进行彻底的决裂,那么最好的办法就莫过于向过去汲取智慧并明智地加以利用。除谦逊地低下头来向过去的经验学习外,我们还找不出其他更聪明的方法。历史不仅是现实的基础,更是现实难以摆脱的束缚。因此,“中国学术话语”必须要对中国历史进行现实性阐释。这是“中国学术话语”不可推卸的责任。

  再次,“中国学术话语”不仅要说明当今中国“从何处来”,即对中国历史的关怀,而且还要努力阐释未来中国“向何处去”,即对中国未来的关怀。不能阐释一个民族、国家未来定位的任何学术话语,都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外界最担心是其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外界产生恐惧感、不安全感。因此,“中国学术话语”对中国未来的关怀就在于,从理论上要向外界讲清楚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扮演,以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未来取向。

  最后,“中国学术话语”是当今中国学术界,而不是古人,也不是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学理性阐释。今天强调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就是因为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失语,无法回应国际学术界所构塑的各种“问题话语”。坦率地讲,被动反应的“中国话语”恰恰表明中国学术界没有主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的能力,因而回应多是无力的,甚至可以说是徒劳的。只有基于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之上主动构建的话语,才是最有力的。

  过度崇拜外语 催生“学术GDP”泡沫

  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的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学术没有“走出去”。而为了中国学术“走出去”,从国家层面到具体科研管理部门都在力推用英语(国际学术主流语言工具)写作,要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要到国外出版社出版著作等。对此,难免令人疑虑:

  其一,用英语写作就能提高中国学术话语权?语言是表达的工具,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内容本身。如果没有内容,无论用什么语言来表达都是徒劳。如果都能够用外语写作,那母语还有用吗?真到了绝大部分学者都用外语写作的时候,母语很可能就像某些地方方言那样需要保护了。

  其二,由于强调在国外发表论文,因此用大量的科研经费购买国外学术数据库,严格按照国外学术规范写作乃至思考; 然后,又用科研经费向国外编辑部支付审稿费,甚至还要支付版面费;最后,因为在国外发表论文而获得科研管理部门的科研奖励。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套取科研经费的恶性循环。而学术论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似乎被人遗忘了。

  其三,国外出版社以前都是严格按照学术水平来确定一本著作是否出版的,根本不会要作者补贴出版经费。我曾经就此事专门咨询了美国的学术出版社。然而,一些国外出版社近年来开始经常通过邮件向中国学者发起出版邀请,跟国内出版社一样,竟然也明确提示作者必须支付一定的出版补贴,而且这种规定仅限于中国作者。这也就是说,国外出版商心领神会地为中国科研管理部门制造“学术GDP”,为中国学术发展作出“贡献”。试想,这种成果能够提高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吗?

  那么,究竟该怎样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呢?我以为,不能崇洋媚外,不能陷入“洋教条”和“洋规范”。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跟不少研究中国的知名专家交流过。他们的汉语即便非常好,但一旦在学术会议正式发言时,往往都会用母语发言。然而,中国学者一旦到了国际会议上,大都喜欢展示自己的外语水平,似乎这样就能表明自己是一个国际性学者。我总觉得,在日常交流的时候不用翻译可以节省时间,但正式表达学术思想时还是要强调对思想的精准表达。这时候,母语表达可能更好。

  对外语论文、论著的过度崇拜,不仅无助于构建“中国学术话语”,而且还会陷入“洋教条”。在苏区建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初创时期,王明等人从莫斯科回来就对苏区的做法表示怀疑,说“山沟里长不出马克思主义”“苏区是流寇主义”等。对此,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 一文中进行有力批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需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这一句话中,三次强调了“中国”两字。同理,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也是一样,需要中国学者专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的自信和决心,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就只能是空洞的套话。

来源:解放日报   编辑:蔡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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