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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础理论研究之“基”
发布时间:2021-09-17 09:52:0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国家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这是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首要前提,也是为伟大实践创造提出富有新时代特色理论表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学术发展,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大势,同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人民立德,为事业立功,为时代立言,迫切需要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作出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学术贡献。基础理论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基,也是应用对策研究的源头。审视当代中国学术发展,观察近年全国学术重镇的理论生产与成果传播动态,可以看到,只有坚持为人民做学问,俯身在中国大地上耕耘,才能使学术生命之树常青。这对于一名学人、一个团队、一个机构乃至学术事业都是如此。

执着坚守求真知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通过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积极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致力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范文澜提倡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精神,在学术界影响深远。基础理论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必须下大气力、下苦功夫,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执着坚守。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和侯外庐,是这方面的学术典范。郭沫若在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古文字学等诸多方面都颇有重要建树,更是勤奋治学的典范。他认为,“有几分勤学苦练,天资就能发挥几分。天资的充分发挥和个人的勤学苦练是成正比例的”。每开展一项新的研究,他总是尽可能全面收集相关资料,做尽可能多的准备,才使得他的治学游刃有余,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引领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李斌认为,郭沫若是“做学问的革命家”,他投身革命实践,同时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探寻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为革命事业提供理论和知识支撑。

“爱好出勤奋,勤奋出天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宝生就是这样的学人典型,近日他的最新学术专著《梵汉诗学比较》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1960年师从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先生踏入学术之门,黄宝生沉潜梵学一甲子,学术成果丰硕。他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工作,培育了一批青年学人,亲自编写梵语巴利语教学教材和语法工具书,为学科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谈到梵汉诗学比较,黄宝生表示,在古代文明世界,印度和中国各自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文学理论体系。对印度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旨在说明中印两国古代文学理论表现形态迥然有别,而基本原理贯通一致。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著名的学术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提出中国近代学术史重要的“四大发现”——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和内阁大库档案,加上民族语言文献又可称“五大发现”。“然此等发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于今百年回首,中国学界经过几代学人精勤治学、接续奋斗,在上述这些重大发现领域都取得可喜学术成果,积极探索建设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民族古文字学等学术体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进入综观研究的新阶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郝春文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十七卷,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为我国敦煌学界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终成果,这部文献释录的第一卷2001年正式出版。20年来,学术团队汇聚国内外一流敦煌学者,全面整理收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释录校理精益求精。郝春文表示,持续推进这项敦煌学基础性学术研究工作,得益于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两不精神”。

四川大学教授项楚提出,要用传统的方法、现代的观点和跨学科的思维来研究中国文化。在他看来,信息化时代,检索获取材料变得容易,但正因如此,传统治学方法的价值得到凸显。在大家都能使用信息化手段获取资料时,学人采用传统治学方法,对原始材料下所谓的“笨功夫”,这样就比别人多了一项研究优势。学术是一种沉潜的事业,一定要静下心来、沉下去,不能浮躁。

学术创新无止境

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依靠单一学科领域的知识很难作出科学解答,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学术合作,推陈出新,才能后出转精、更上层楼。

近年来,全国各地学术重镇陆续探索构建新的学术平台,打破学科壁垒,涵育基础研究,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贡献专业力量。以北京大学与湖南大学近年来的举措为例,即能体现当前学术创新发展的新机制特征。

“涵育学术,激活思想。”2016年9月中旬,记者在燕园见证了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成立。该院以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为主,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促进国际交流合作,探索社会发展与文明振兴的道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认为,当今学界缺少的,不是屡屡翻新的说法,而是脚踏实地的做法。五年来,北大文研院凝聚各学科力量,组织主题演讲、主题研讨会、文研讲座、文研论坛、未名学者讲座等系列活动,对一些重大命题展开跨学科探讨,赢得海内外学界口碑。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岳麓书院是800多年前朱熹、张栻会讲之地,为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学术重镇。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说到,在岳麓会友讲习,“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2021年9月12日,湖南大学依托岳麓书院的人文学术传统和资源成立人文高等研究院。据介绍,该院旨在赓续朱张的学术传统,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立足中国现实,回应时代需求,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最早重视和扶持冷门“绝学”传承的学术机构之一,2008年即推出第一批特殊学科(绝学)建设项目,《中国社会科学报》自2009年创刊以来持续推动“绝学”传承发展。近年来,基础性的冷门绝学研究日益受到全国学术界的重视。2020年12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20个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这些团队治学专精,积累深厚,正进一步夯实基础,服务现实。

心系“国之大者”为人民做学问

学不可以已。当代中国学界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心系“国之大者”,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要牢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思想,弘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良传统。

中国学术有讲求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张之洞曾总结中国传统治学经验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只有建立在深厚学养基础之上,才能治学独到,也才能以学济世、通经致用。

跨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发展是当代学科发展趋势。以考古学为例。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学界努力总结梳理百年历程,思考探讨考古学三大体系建设。从考古学领域的“三峡大会战”到“三星堆融合”,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的合作和学科融合方向。9月上旬,记者走进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现场,“融合”与“合作”成为三星堆新一轮科学考古发掘的关键词。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介绍,三星堆此次发掘的工作理念是“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全国有多达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联合参与开展三星堆学术工作。业务涉及碳十四测年、纺织品考古、动植物考古等诸多方面。这里有考古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融合,也有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有力推动了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面向未来,要着重培育青年学人,鼓励创新,展开探索。近年来,各学科通过组织青年学者论坛,设立青年学人奖,加强青年学人培养。以民族史为例,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正寅向记者介绍说,该学会与云南大学已于2019—2021年连续举行三届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培养后备人才、引领学术发展,推动构建民族史三大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学术前辈专题讲座、田野调查、学术沙龙等多种学术形式,取得可喜成效,一批民族史青年学人崭露头角。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界近年设立“贺麟青年哲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于2017年、2019年、2020年举行三届中国青年哲学论坛,促进全国哲学学科青年学者的研讨与交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人走进贺麟先生的故居川西小院切磋砥砺,学脉由此得以传承。传承学术,推动理论创新,就是对哲学前辈最好的纪念。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新时代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学人要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打牢治学根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贡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曾江   编辑:蔡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