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任远教授一直致力于人口迁徙和社会政策的研究，这使他在看待“乡愁”问题时，穿透朦胧诗意的面纱，直击背后的社会病灶，祛魅乡愁，点出乡愁并非实际存在，条分缕析乡愁的内在逻辑。

　　紫金传媒智库（以下简称“问”）：任教授，在您看来，每年春运期间的中国人不辞劳务“迁徙”的原因何在？难道真是中国人特别眷恋家乡吗？

　　任远（以下简称“答”）：年节期间的数亿人次的人口返乡流动，实际上是当下中国巨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和快速城镇化社会变迁的缩影。相对于一个静态的乡土社会，人口“生于斯，老于斯”，人口的空间流动性并不强。而正是在当下中国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变迁和城镇化过程中，才出现了空前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和返乡现象。

　　多数迁移流动人口的父母，还有他们的子女和配偶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些在流出地的未成年子女和他们的配偶，也被称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中国现在有约6000万的留守儿童居留在农村。作为从城市向城市的迁移者家庭中，另有约900万的留守儿童居留在流出地的城市。在6000万的农村留守儿童中，有约1000万儿童是父母均外出务工，他们孤单地生活或者和祖父母居住在一起。农村中还有5000万左右的留守妇女。有约6000万左右的农村留守老人，也就是他们居住在乡村而子女远离他们外出就业。迁移者经过一年的辛苦，在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中，克服交通的困难也要返回故乡和实现家庭团聚，构成了庞大的人口流动潮流。而实际上这样的返乡，并不是因为对于故土依恋的“乡愁”，而主要是和父母妻儿家庭团聚的需要。

　　问：如果想要缓解这种集中流动的境况，您认为有哪些措施？

　　答：如果我们的迁移流动使迁移者的家庭能够实现共同迁移，那么大规模的返乡就应该不会这样显著。实际上我国当下的人口迁移流动，主要还是劳动力迁移，对于家庭迁移仍然存在相当大的限制。城市部门希望获得迁移的劳动力贡献与财富创造，但是对于迁移者家庭生活所需要的住房、健康、子女教育、社区生活，以及婚姻和生育，则似乎看作是一种发展的累赘，乃至于通过严格的清理和排斥，试图通过阻碍迁移者的家庭生活来实现控制人口的目标。流入地城市对于迁移和家庭的公共政策是阻碍家庭生活的，强化了迁移者家庭的家庭分离。因此在寒风凌冽的春节期间，数亿人口不辞劳苦地返回故乡，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政策对于家庭迁移有所阻碍的后遗症。

　　此外，数亿人口不辞劳苦地返乡，不仅是因为春节具有家庭团聚的文化性，同时也是由于春节的假期是相对较长的公共假期。实际上在中国每个较长时期的假期，都会带来脉冲性的交通拥堵。这也说明中国的假期体制相对固定于年节的时期，这样的年节性长假带来集中性的人口迁移流动。如果能够减少节日中长假的安排，而增加劳动用工带薪休假的自由安排时间，这可以使劳动者对于假期的安排更加灵活和多元化。灵活的带薪休假可能不仅有助于家庭团聚，有助于长期性的旅游度假，也有助于适应日益增强的老龄化问题和家庭-工作的不平衡。因为老年人口未必是必须在年节期间才需要子女的照顾，幼儿和家庭成员如果生病也未必一定就在假期，增加更加灵活的带薪休假，显然能够有效地满足家庭的需求，也显然能够使集中性的返乡和人口流动分散开来。

　　问：在文学作品中，“乡愁”暗示了一种内在的矛盾修辞，是一种苦涩并甜蜜（bitter-sweet）的情愫，从社会学和人口学的意义上来看，您对“乡愁”有何种解释？

　　答：在人口大迁移的时代中谈论着那美好的和令人留恋的“乡愁”，实际不过是文学性的诗意想象。在实际生活中，迁移流动本身是个人和家庭实现其发展的理性决策。他们正是对于流出地生活困境的不满，以及对于流入地生活的向往而带动迁移。人口迁移是天然地拒绝对故土留恋的“乡愁”。迁移流动人口比较着其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生活和福利差距，我想多数的人口是不会有所谓的故土依恋，他们有着的是对脱离农村贫困生活的满足。而那些在农村中的留守的家庭成员和期待着离开贫困乡土的劳动者，我想也不会有多少有着对于田园生活的欣赏，而他们有的是通过迁移实现自身成长的憧憬。劳动者在迁移过程中，离开当下乡村的落后的小农生活形态，实际上是个人追求发展、追求现代性的理性选择。在他们离开农村，迁移进入城市的道路上，实际上并没有所谓乡愁的路标。如果有所谓的乡愁，也不过是夜半回想人生，所发生的对故乡的片段回忆而已。

　　迁移者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乡愁，考虑到城市的更充分的就业机会、良好的教育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更好的生活治理和医疗健康水平，迁移进入城市仍然是迁移的首要选择。他们在城市稳定居住和稳定生活以后，不少迁移者也会将其家庭成员发生跟随性的迁移，离开农村，在很多的时候是一种“成功者”的证明。不少返乡的人口，往往在通常意义被认为是“失败者”，则进一步显出实际上并没有那“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特别是随着新生代迁移人口和第二代迁移人口的增长，乡愁会更加薄弱。如果说第一代迁移者在城市失业以后可能会返回农村地区，第二代移民实际上即使没有了工作也不回到农村。所以“乡愁”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想象，而并非迁移者生活的真实。

　　从另一个角度看，乡愁也是与迁移者进入城市的深度相联系的。“乡愁”表现出了迁移人口的身份认同。如果一个迁移者具有很强的“乡愁感”，实际上意味着他/她仍然具有很强的故土依恋，意味着他和城市仍然有着相当的疏离。如果一个迁移者已经很强地融入城市，成为了城市的一份子，应该认为他/她具有越来越小的对故乡的依恋。甚至从极端的意义看，一个实现了市民化和社会融合的迁移者实际上没有所谓的“乡愁”，因为他本身已经不是故乡的一员，又谈何为思念故乡而生出的愁绪呢。

　　一个可以来进行衡量的方法是如何来定义“回家”，这实际上能够折射出迁移者的身份认同。迁移者具有更低的社会融合，那么他们的返乡可能是回家，而如果他们在流入地社会已经很强地社会认同，他们的返回流出地可能主要是探望父母。迁移者节后也往往流向流入地的城市，例如说是上海吧，如果他们说“去上海”，那么他们的社会融合性可能是较低的；而如果他们说是“回上海”，这本身意味着其对上海认同的形成。那些节后“回上海”的迁移者，在他们身上实际上是并没有所谓的“乡愁”。因为他们的故乡，实际上已经转化为所在城市。在这个意义上看，乡愁感不过是反映出迁移者在城市社会中更低的社会融合。

　　在人口迁移流动的理性决策和大迁移的时代，实际上那美丽的故乡田园，不过是迁移者的乌托邦的想象，是一种文学性的修饰，或者是一种无病呻吟的感伤。而这样乡愁对于人口生活福利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并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