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下旬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挑起和推动的中美贸易摩擦一度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负面效果逐渐显现。3月22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令有关部门对华采取投资限制措施，拟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2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计划对价值3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同日，美国在世贸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向中方提出磋商请求。4月4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我输美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方随即宣布，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4月5日，特朗普称要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4月5日WTO公布的文件显示，日本和欧盟均以在此方面具有重大相关利益为由，要求加入美国在WTO就中国歧视性技术许可要求提出的磋商请求。4月12日，WTO在发布《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时指出，有迹象显示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可能正在影响商业信心和投资决策。

　　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由接触政策转向规锁政策的范式转换

　　特朗普政府2017年年底至2018年初的一系列文件宣称，美国放弃了使中国最终走上西方道路的幻想，并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强有力的挑战者和修正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是：第一，美中的竞争是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第二，如果现在开展美中对抗，美国不会吃亏；第三，在竞争中击垮中国，是未来和中国“化敌为友”的前提；第四，美国如果现在不和中国竞争，任由中国继续坐大，未来再对抗，鹿死谁手则未可知。由此，规锁（Confinement）政策开始取代延续多年的接触（Engagement）政策，将成为美国对华长期政策新范式，中美关系开始步入质变期。

　　从特朗普及其经贸政策团队主要成员履历来看，他们向中国发难的设想由来已久。特朗普2011年就表示，“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将我们视为敌人”，指责中国抢走美国人的工作，破坏美国制造业，通过窃取等方式在技术和军事实力上赶超美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2010年就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认为WTO区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框架根本无法约束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主张在WTO之外用创新性的手段来对付中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及其合作者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国》一书中罗列了中国摧毁美国工作岗位的“八种武器”，其中关于知识产权、贸易补贴、掠夺性定价等方面的指责与本次贸易摩擦使用的借口如出一辙。种种迹象表明，本次发难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特朗普及其经贸政策团队对其长期主张的落实。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核心诉求是规锁中国的技术进步进程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声明将对中兴执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在高端核心技术领域让美国永久性保持对华优势，是特朗普政府经贸和安全政策的共同诉求。“贸易牌”“台湾牌”“南海牌”以及下一步可能发生的人才限制和金融摩擦，都是为了实现前述目标的组合拳。以贸易摩擦等为抓手，把中国科技发展限制在原本可能出现原创性重大突破从而超越美国的水平之下，应该是特朗普政府的深层次目的。当前美国发起的所谓以缩小贸易逆差为目的的“贸易战”只是借口，低端产品造成的贸易逆差即便规模较大也对美国不构成实质性威胁。美国方面对《中国制造2025》等中方发展战略有非常细致的研究和清楚的把握，将其中列为优先发展领域的行业作为贸易制裁的对象，实质上是通过预先界定打击目标，降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对这些领域的潜在投资水平和合作可能。

　　莱特希泽、纳瓦罗等人在多个场合声称，其贸易攻势指向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领域的未来，从而表明特朗普政府试图缩小中美贸易差额的说法只不过是寻求国内民众支持的幌子，其真实意图是锁定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潜力，让中国无法通过技术维度的长足进步实现经济质量与规模的并进。

　　贸易冲突“负和博弈”性质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无限升级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根源在于美国储蓄不足或消费过度，同时也和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密切相关。中国成为输美货物的中间产品生产地和最终消费品组装地，美国公司从中获益巨大。如果贸易摩擦无限升级，不仅中国企业受损，美国企业亦将承受巨大损失。对此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心知肚明。从美国商务部的具体政策看，特朗普履职总统以来，美国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并未显著高于他的前任。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为143项，虽然比上年的112项要高，但与奥巴马第二任期第一年的164项相比还有所不及，甚至也赶不上奥巴马两个任期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年均值（他的第一任期平均每年出台了166项，第二任期平均每年出台了147项）。当然，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政府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更聚焦中国。奥巴马第一任期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中针对中国的占49%，第二任期上升至59.3%。2017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中针对中国的占到了59.4%。2018年第1季度，特朗普政府采取了37项贸易保护举措，其中针对中国的达到25项，占比为67.6%。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不乏对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等“逆全球化”举措的批评之声和掣肘之举。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珀森在2018年2月14日发表的题为《美国退缩后的世界经济：特朗普时代的全球化》一文中指出，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威胁退出全球化，施行单边主义政策，这种退缩将会给世界和美国都带来规则崩坏、收入和福利水平下降等十分严重的后果。由此可见美国内部在贸易摩擦等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

　　美中贸易冲突在地域上扩展蔓延的可能性不可完全排除

　　欧盟、日本等与美国在贸易、技术转移等方面联手针对中国事出有因。2017年12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WTO会议间隙，欧盟、日本就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加强欧日美三方合作，来消除第三国政府资助下的关键部门产能过剩、大规模市场扭曲行为和补贴国企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强制技术转让等做法。

　　美国通过关税豁免又打又拉，营造共同对华贸易施压氛围。3月初，特朗普宣布将对进口钢铝征收高额关税，全球一片哗然，相关国家纷纷指责其不负责任并要采取应对举措。但到关税公告签署时，美国表示可以豁免“真正的朋友”。到实施时，许多对美钢铁出口远超中国的经济体都得到暂时豁免。先提升关税，然后做出选择性的豁免，成为美国低成本地敲打各国、协调对华共同立场的“精确制导武器”。美国还积极谋求建立规锁中国技术进步潜力的联合阵营。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实验组”发布的《中国的技术转移战略》报告，建议美国与其盟国在审查国外技术投资时建立情报共享机制，以防止中国获得关键技术。

　　周边国家与地区因为中美贸易风险升高而被动“去中国化”倾向值得关注。围绕中美两国形成的产业链对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非常大。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这些国家可能会考虑加大与中国之外的贸易伙伴的经贸联系，从而客观上造成一种“去中国化”的局面。韩国进一步加大与越南的经贸合作便是一个例证。

　　中国应如何有效应对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的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落实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主动扩大进口等四大举措，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我们就有足够的底气，应对开放和创新之路上的各种风险。

　　中美两国目前的基本关系是：斗俱伤，离招损，道不同，相为谋。“斗俱伤”，是指中美如果发生无法管控的严重冲突，中国固然会遭受巨大损失，美国受到的损害也会大大超出其民众的心理和实际承受力。“离招损”，是指中美经济融合度高，即使是相互隔阂，两国福利也会受到损害。“道不同，相为谋”，是指中美在根本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为了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很多事情双方可以并且必须合作。

　　发挥软硬实力、采取有效举措，让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逐步回归理性是应对其挑起贸易摩擦等问题的主基调。中国应根据自身情况和既定节奏确定的原则和顶层设计来推进包括“中国制造2025”在内的各项改革开放举措，不被一时一处的摩擦所干扰，稳步推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

　　（作者：张宇燕，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冯维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