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即为通达目标的道路，哲学研究的路径实乃帮助人们认识、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并据此改造世界的视野、方法、方案等。路径得当，便会如培根所言，觅得“黑暗中照亮道路的明灯”；路径失当，便事倍功半，甚至会迷失在条条蹊径之中而不得要领。

　　总体性的研究路径侧重于将社会生产生活及其存在的相关问题置于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加以把握。任何局部现象和经验要素都从属于总体并受其支配。孤立地解释经验表象的一两个方面而忽视整个总体必然是片面狭隘的。总体性路径并非哲学研究的全部法门，但对于哲学应如何深度回应时代课题抑或如何以哲学的方式直面感性现实提供了一条极富价值的研究思路。

　　自卢卡奇把总体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力求克服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偏差以来，总体性的研究路径获得了学术界的较高共鸣，在萨特关于个人发展和人的总体解放、科西克关于总体性的人学定位、阿尔都塞关于社会总体性结构的研究中都体现出了总体性的视野和研究路径。这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实际上，在哲学诞生之始，哲人们洞悉现实世界的视角通常都带有强烈的总体性特征。限于人类对自然和人自身的认知、实践水平，知识的建构必然以对世界或社会的总体把握为切入点。就如柏拉图以“理念”为基，试图探知世界的总体认识；也如亚里士多德以“德性”为根，试图构筑伦理社会的总体框架。然而，随着经验科学快速发展，又辅以培根、笛卡尔等人方法论研究的迅速突破，哲学再也不是能够以包罗万象的姿态来阐明所有问题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学科在各自领域推动着知识不断专业化，包括哲学研究自身，也都更为精细地聚焦在许多具体的论题上。可问题是，总体性问题难道就不存在了吗？哲学又真能和总体性相诀别吗？如果连哲学都不关注总体性问题了，又有谁来承担这份深思和沉淀？如果说，卢卡奇等唤醒了哲学研究的总体性记忆，那么近代以来，以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为代表的系列总体性问题则反复地警示我们，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无法承担总体性视野、路径、关怀的不在场风险。而当代复杂性科学、系统论等前沿研究的兴起也同样确证了哲学研究的总体性路径的合法性。

　　中国当代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的总体性集中表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上。哲学尤其需要从问题、历史、世界三个维度对这一总体性给予洞察、介入乃至推动其更好地展开。

　　首先，以主要矛盾把握中国问题的总体性。作为总体性存在的整体有其内在的核心。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总体中居于核心位置，能够支配其他问题要素，且在推动事物发展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便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紧紧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以总体性路径切入中国当代问题的总基点。其次，以民族使命把握中国历史的总体性。历史方位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脱离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的磨难、无视社会主义事业的艰辛探索，就无法体认当代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壮美恢宏。任何人、政党、民族、国家都是历史总体中的主体。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置于整体历史之中，是以总体性路径切入中国当代问题的总背景。最后，以世界担当把握中国道路的总体性。中国道路以其特殊性的探索和奋斗正不断展示出其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展开互利合作以求共赢互鉴。将中国的发展摆在人类整体命运的勾勒与进步之中，是以总体性路径切入中国当代问题的总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