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哲学学科一方面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自觉转换,展开了建构自身学科话语的探索;另一方面在多个向度展开了新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学者们对以往简单化、教条化的研究方法展开反思,力图挖掘中国哲学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避免以某种外在的框架剪裁文献和材料,自觉探索富于中国哲学自身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20世纪80年代,学界首先对长期流行的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进行反思,摒弃了“贴标签”的简单方法。此后,学界进一步借鉴了列宁关于“哲学史即认识史”的理解,以“螺旋结构”“圆圈论”等范式重新架构哲学史,更为注重史料的分析和思想脉络的梳理,力图凸显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受列宁关于“范畴是思维之网的纽结”论断的影响,很多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哲学范畴之上,通过对范畴的研究凸显哲学问题的历史流变。学者们对于“天”“道”“理”“气”“性”“情”“体用”“知行”等诸多范畴展开了具体深入的研讨,其研究成果对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90年代以来,人文学界的整体趋向是由宏观的思想争鸣走向精深的学术研究,通史类的基础研究与具体细致的个案研究并行。同时伴随着大量西方哲学经典的译介,会通中西成为一股潮流。在这一过程中,新一代学者崭露头角,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中国哲学学科自建立以来的“以西释中”的方法倾向进行了全面反思。尽管这场讨论在某些方面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对于重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凸显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倡导中西哲学之间的平等对话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文化身份的主体自觉,在专题研究、学派研究、个案研究、比较研究诸方面展开多角度、跨学科的探索。加之国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强,一些重大项目得以立项,很多学者力图从新的问题框架对于既有的哲学史进行重写,研究人员不断整合。国内学界与海外同行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中国哲学研究也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
不断拓展研究新领域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哲学学科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推进先秦诸子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道教哲学、宋明理学、近现代哲学等重要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比较突出的研究新热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经典诠释与“中国解释学”建构。中国传统哲学的书写方式往往是与对于经典的诠释相联系的,“回归中国哲学的自性”必然涉及如何在现代学术的语境中定位传统经典诠释的地位,如何在与西方哲学诠释学比较的视野中凸显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特质。在这方面,海内外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经史传统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以往哲学史所忽视的“传经之儒”展开研究,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内容。
二是新出土简帛文献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史料是否可靠完整,始终是决定这些研究能否成功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不断有新的古代文献出土,大大丰富了古代哲学研究的史料,对于解决一些学界长期争讼的研究议题产生了促进作用。其中以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等最具学术价值。此外,出土于1973年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也在近年整理完成。
三是中西哲学比较融通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逐渐走向世界学术舞台。大量西方哲学、海外汉学的著作被译介引入,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视野,也确立了对话、比较的参照系。中国学者引入了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等流派的思想资源进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深化了相关问题的理解。
四是新哲学系统的建构。哲学史的研究与哲学思想的创造总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利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哲学体系,如“和合学”“仁学本体论”“道哲学”等。这些哲学体系体现了中国学者面对时代课题进行哲学原创性工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和转化,力图探索中国哲学传统对于当下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现实作用。
为世界哲学议题提供中国思考
首先,对待哲学史的立场,要超越“外在批判”和“情感回护”两个极端,探寻“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中道,进而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适应现代生活的精神价值,在比较中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质。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华民族得以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反思中华文明“千年赓续”以及“百年挫折”的内在原因,必然要求重塑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而哲学作为文化的精神内核,必须在精神理念层面回应时代课题。在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一方面“同情地理解”传统哲学,在比较中凸显其特质与优长;另一方面以现代视野对其进行“客观地评价”,揭示其长短得失。综合这两方面实现“批判地超越”,在更高的层面形成现时代的哲学创造。
其次,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建构平等开放的对话平台,实现各种思想资源的多元互动。打破外在的专业壁垒,方能实现哲学研究与文学、历史学、艺术学以及各种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之间的对话互动。未来的哲学研究应超越个体性思想创造,向科技整合、团队协作方向发展。
最后,中国哲学以更为自信、更为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思想传统。近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更为频繁地参与国际交流,海外汉学与国内学界建立了密切联系,其大量的中国哲学研究著作得以译介,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哲学能够为世界性哲学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提供中国方案,相关学者也因此肩负着重要的学术使命。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