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一定要在特定阶段逐渐摆脱“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自我主张”,近代哲学、古典经济学、历史科学、德国哲学等无不如此。当然,由于中国道路的开展以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为前提,所以必须始终坚持对外学习。但是,关键在于要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考的、能批判的。也就是说,使之摆脱“外部反思”的幼稚性,摆脱“有学而无思”的天真状态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建设任务的实践基础,正是由40年来改革开放进程所提供的——我们把这一实践基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果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这一实践基础本质相连,那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本质相关。由此,我们的历史性实践进入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强大动力。

　　尊重学科规律和方式有助于快速提升学术化

　　40年来,我们在学术发展上取得了积极成绩。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条:

　　第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逐步破除禁锢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束缚,并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禁锢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诸多教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指针。

　　第二,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各学科的学术化程度得到极大提升。先前只是依照意识形态尺度的话语方式得到改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尊重学术本身的规律和方式,从而在整体上快速提升了诸学科领域的学术化。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掀起了新一轮、大规模的对外学习热潮。这一对外学习不仅在实践领域展开,而且在思想、理论、方法等学术领域实现了突飞猛进。可以说,这一进程是中国近代以来范围至为广阔、影响至为深远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从封闭状况中摆脱出来,迅速(程度不同地)接近了诸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前沿领域,从而能够与国际同行开展积极对话。

　　这些收获,可看作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赖以建立的学术基础,也可视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形式前提。换句话说,它们还不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本身。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应被把握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实践基础;但是,这样的实践基础并不现成地意味着学术上的真正创新。

　　比如说,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被公认为“奇迹”,但这并不现成地意味着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上已占据学术上的顶峰。简单来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是一项要求很高的历史性任务,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付出艰巨努力才能逐步实现,需要在先行的基础上做出真正的创新才能趋于完成。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需创设三大前提条件

　　在40年改革开放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展开的实践基础上,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创新还需要哪些条件呢?

　　一要从“学徒状态”摆脱出来。

　　近代以来,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利,中国的学术总体上进入“学徒状态”。从真正历史的观点来看,这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成果丰硕的。

　　然而,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一定要在特定阶段逐渐摆脱“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自我主张”。这样一种进程可以看作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近代哲学、古典经济学、历史科学、德国哲学等无不如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一个历史性实践的转折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它能够为学术上的这一转折提供积极动力。因为,只有当中国学术获得“自我主张”,才谈得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即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二要从“外部反思”中解放出来。

　　虽说学术上的“学徒状态”是必经的阶段,但也有一个巨大的弱点:它是依赖的、因循的,在思维方式方法上往往采取所谓“外部反思”的形式。“外部反思”是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它知道一般原则,却常常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

　　“外部反思”并不是陌生的东西,它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教条主义(哲学上更多地称为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就是不知道“事情本身”,就是不能抵达事物的实体性内容,而仅仅把抽象的原则、教条、公式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

　　以前,我们曾经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见过这样的东西;今天,这种“外部反思”积习在学术界依然盛行,只不过先前的教条主要来自苏联、今天的教条主要来自西方。只有从“外部反思”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可能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创新。

　　当然,由于中国道路的开展以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为前提,所以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对外学习。但是,关键在于要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考的、能批判的。也就是说,使之摆脱“外部反思”的幼稚性,摆脱“有学而无思”的天真状态。

　　三要以切中现实为旨归。

　　真正研究中国社会,是前两项要求的必然结果。摆脱“外部反思”、获得学术上的“自我主张”,也需以此点为实质。

　　“外部反思”并未真正研究中国社会。它表面上在研究中国社会,却从未切中社会现实。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没有什么比研究中国社会并切中现实更为根本的任务了。如果我们要来谈论当代中国的法、政治、道德、文化、制度等建设,而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包括它的实质及转型),那所有的一切就是空中楼阁,就是纯粹主观的“应当”。

　　进一步来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并不能现成地摘取,而是一项艰巨的思想理论任务和学术任务。这一创新的目标和前景之所以可以高度期许,是因为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展为学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基础和动力。就此而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创新;“五大发展理念”是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是创新。

　　将实践中的创新在思想上加以概括和总结,在理论上予以提炼和发挥,并依学术本身的方式展开各种阐述和建构,正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尤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意味着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此,这一发展进程超出现代性的范围,意味着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践创新。能否承担起这一使命,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真正考验。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