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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观”的方法论意义
发布时间:2023-02-01 10:49:00

国际关系研究与全球史研究都是对域外的研究,因此研究内容有重叠和交叉。但二者起点不同,面向各有侧重,思维逻辑也有差异。

国际关系研究的诞生

“国际关系”作为一个西方学术的研究对象,起源于14—15世纪西欧发生的社会变化。关于那个时代,学界已有诸多论述,但一个基本事实却常被忽略,至少强调不够,即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基督教西方世界崩解的时代。原来将该世界凝为一体的、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教会系统因腐败而分崩离析,而一向有离心倾向的君主、诸侯、城市等则分别以保护信仰、纯洁教化为由,借机分割教权,实现独立,并巩固其以教俗二权合一为标志的“绝对权力”。15世纪下半叶,不仅英、法君主国成其气候,德意志各诸侯、意大利诸城市也自成一体。以当今的政治实体概念衡之,这些都属于“民族国家”,大大小小足有数十个之多。这些国家都设有外交部门,而且规模逐渐扩大,各国使节也是穿梭往来,外事活动一时蔚为壮观。由此可见,西方的现代国际关系是西欧格局从“一”至“多”、从“合”至“分”的产物。这不能不影响西方国际事务研究的思维走向。

全球史作为一个史学思潮产生于20世纪中期。自15—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伴随以通讯技术进步为代表的生产力提高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发展而突然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深化认识国际分工,重新解读文化隔阂,共同应对威胁全人类而非个别国家的核威胁、人口爆炸、粮食不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危机”,一时成为“当务之急”。全球史是世界局势从“多”到“一”、从“分”到“合”的产物。

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各有千秋

生成背景不同,导致两种学术思维的逻辑起点有别,对同一事物的观察视角也不一样。国际研究从“分”的视角看重的是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一倾向因启蒙运动后过度强调我族认同(语言、文化、历史)、利益认同、“我与他”之区别与对立的民族主义盛行而加剧。全球研究从“合”的视角出发,侧重点是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互动联系。他们都看到国家的“区隔”,但国际研究专注点始于“界”,全球史研究专注点终于“桥”。

国际关系研究和全球史研究也都关注国际秩序。如前所述,西方国际社会以从“一”到“多”、从“合”到“分”为起点,于是在其“分”与“多”的现实中不可能不保留对“一”和“合”的记忆,因此一旦有可能,某大国就会产生称霸的梦想,而该国的梦想对他国而言则是梦魇。于是西方国际关系格局是在“争霸”与“惧霸”两种心理的交织中演变,国际关系研究也就成为专事博弈历史、博弈规律、博弈技术的研究,制衡与均势便是永恒的主题。关于这一点,只需翻一翻国际政治学“大师”基辛格2015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便可一目了然。无可否认,国际博弈学说也是人类理性的结晶,但它毕竟局限在“术”的层面。

全球史研究是从全局看国际秩序的。以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为例。该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现代世界秩序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视为全球发展进程的结果,指出其以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为形式的差等序列具有天然的不合理性。这无疑拓展了国际秩序研究的视野,也把对国际秩序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即“道”的层面。

总之,国际关系研究和全球史研究作为两种学术取向,各有长短,既为互补,又互为批评工具,两者结合将推动学术的发展。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作者:刘新成   编辑:蔡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