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7日至28日，由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公共政策年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顺利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若干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围绕着“治道变革的挑战与回应：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过去与未来”的主题，设置了3场专题讨论，22位与会者的发言及相关讨论积极而热烈，围绕会议主题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代表了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学研究的进程。

　　一、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深度观察与解释

　　本次研讨会以“治道变革的政策应对”为核心，与会学者皆有意识地回应了当今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性问题，集中探讨了体现在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的治理难题。

　　在政策制定环节，学者们较多关注议程设置问题，学者们认为，对议程的控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公共政策控制的主要方式。有学者研究政协提案制度，比照“政协提案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并未被划归入制度文本的“不适宜立案范围”却仍未进入立案过程的提案进行了内容分析，将此部分提案失效的类型划分为“敷衍型”、“应景型”、“献媚型”，并从提案者的自觉、提案写作的技术和提案办理的制度环境等方面讨论了提案失效的原因，并指出中国的制度创新应该就在既有的制度中开发，而以提案制度为代表的中层协商可被视为发展中国式民主的最有潜力的路径之一。有学者则关注到了执政党对政策议程的控制行为，并尝试通过代表的同化程度、提案的适配程度和规则的呆板程度三个指标观察执政党在党代会、立法、行政和公众议程中的具体控制方式和效度，并指出历史新阶段下中国执政党正经历“议程研究能力——执政党领导权”的逻辑倒转，这也恰恰反映了执政党在其双重角色中的自我调试。因此，有学者认为，从社会治理的实践层面上看，在相关权力没有进行合理有效配置的前提下，政府在众多政策制定中依然是独占性的，专家与公众的参与仅停留在文本层面。需要在政策“类型—过程”的框架下重新审视现有的政策制定格局，为官员、专家与公众等多元政策主体的合理选择与权力配置提出可行的建议。

　　执行难题在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日益凸显，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而出现的问题，是管制型国家治理范式与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在行政过程层面的反映。有学者以“试验式改革方式”为样本，考察分权化改革政策的实际落实情况，并提出一个命题：实验式改革方式最终追求的目标并非是对中央与地方传统统治结构的变革，而在于如何有利于解决或克服现有体制运行中出现的多种弊端或问题，它构成了一种策略上的“分权”，并作为中央管理地方的统治规范而逐渐固化。可见，克服政策执行困境的关键不在执行过程中，而在于执政党和政府的整体治理理念的转换。于是有学者强调了执政党和政府“学习能力”的重要性，指出在一个陶都不确定的、危机四伏的时代，领导活动不是再是自上而下的、线性的控制行为，而是在众多行动主体构成的互动网络和危机现实不断生成和变化中进行的意义建构活动。因此需要转换僵化的管制性思维，从危机感知、决策制定、决策实施、危机沟通等方面思考现代危机领导能力的建设。但也有学者指出，领导能力既跟领导自身有关，但是也跟领导对象有关系，因此，对“学习能力”的探讨不应该仅从领导者的单一视角出发，而应该把领导者和领导对象都放置于行动者的开放系统中，讨论全体社会成员的学习能力。

　　在公共政策评估方面，学者们重点讨论了参与式评估的问题。学者们认为目前中国公共政策评估中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与部分地方政府接受评估意愿的上升使参与式的政策评估方式愈加受到关注，但中国的参与式评估普遍存在着参与热情有余而制度能力不足的问题。有学者考察了南京市政策评估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指出参与式评估中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利益相关者的确定和组织，此外，相关者的权重估计以及评估领域、深度、范围和标准确立中的问题都会影响到评估的效度。目前中国政策评估的项目、时间和参与人基本是由官方确定，评估领域仅仅局限在关系民生问题的重大项目上，参与是评估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有学者建议应该考虑建立公共政策评估领域的复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