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力量交相辉映，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场景发生了整体性改变，社会要求国家有效治理的需求显著增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积极有效地应对由于社会经济急剧变迁而遇到的诸多挑战，是圆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必将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全面促进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

　　1　从传统治理体系向现代治理体系转型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一个从传统治理体系转型为现代治理体系、稳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过程。因此，明确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完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的基本前提。

　　首先，合法性与有效性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合法性是指公共权力和社会秩序被广大民众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政治共同体、基本制度和重大政策具有较强的信任感和较高的认同度。有效性则指国家治理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协调社会个体之间、社会群体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能够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的各种需要和诉求，反映的是各种治理活动能够赢得人民群众最大限度的同意和认可。国家治理体系的合法性越强，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越高。因此，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是合法性和有效性双高型相统一的治理体系实践过程。

　　其次，开放性、包容性与可问责性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外在表征。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开放性意味着：（1）对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开放，不断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汲取国家治理的有益经验；（2）政治体系对公民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保持高度的敏感性，确保公民能够获得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信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是指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对不同价值取向的公民和社会群体的争取、接纳与吸收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的包容性越强，社会极化的可能性越小，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性越强，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越坚实，支持来源越宽广。可问责性则是指执政党和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公职人员和管理机构在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的过程中可以进行责任追究。国家治理体系的开放性有利于增强其包容性和可问责性，包容性体制有利于拓展政治体制的弹性空间，可问责性有利于改善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治理能力，增强公民的政治信任感。国家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可问责性是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

　　最后，回应性和调适性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回应性是国家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通过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和公共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及时满足人们新需求与新期望的能力。这种回应性有赖于以制度化的方式拉近执政党、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时刻保持对国家政治系统内外环境的敏感性。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调适性是指执政党和政府在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自主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面对急剧变革的内外社会经济环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通过改造其组织形式与内部治理结构，稳步提升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不断增强回应能力和调适能力。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历史场景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协调效率与公正、权力与权利、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在党的政治领导和政策推动下，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政党—政府—市场—社会之间、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

　　2　有效拓展中国国家治理空间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成长，首先涉及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三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其次关涉治理主体之间的职责权限分工，建立纵向和横向的政府间合作关系，在提升政府治理整体效能的基础上，形成治理主体之间的网络治理模式。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定时空情景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包括以下几方面。

　　治理主体多层化。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社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在发挥政府治理主体作用的前提下，进一步发挥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体的治理职责，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上，面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集和责任变得日益复杂和重要，特别是在社会资源和行政权力互动存在明显相互依赖的前提下，需要不同层次的各种参与者最终形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合作治理网络。

　　治理结构网络化。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网络社会。现代国家治理则日渐从等级科层制走向平面型的协调网络，由重视正式关系和政治体制的内部要素，转而兼顾以团结、利他主义、互惠和信任为核心特征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关系，网络治理模式成为现代社会有效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