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与载体，反映了特定地区的生态特征与人们认知世界的独特视角。作为一个多方言、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中国的语言资源相当丰富。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人口流动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语言问题暴露出来，保护语言资源的多样性，鼓励保护与运用濒危语言资源，实现语言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我国语言资源的现状
我国是语言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境内共有120多种语言，分属多个语系，具有特定的使用区域和人群，具有不同的发音、词汇与语法体系。但经济、文化占优势地位的语言的“黑洞效应”，使语言多样性面临威胁，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语言濒危，甚至濒临灭绝。据研究统计，当前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已达20余种，其中，使用人数在千人以下的语言有15种。预计在未来的20年到50年之间，将会有20%的语言不复存在。我国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如鄂伦春语、赫哲语、土家语、彝语、仡佬语、纳西语、仙岛语等语言和方言的湮灭，都已在“旦夕之间”；塔塔尔语、畲语、基诺语、普米语、怒语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已完全失去交际功能，加速向濒绝迈进；而一些地方方言，例如浙江的温州方言，因为受强势的普通话影响，使用人数特别在青少年人群中正日趋减少。
笔者认为，建设“美丽中国”，不仅包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包括人文文化的多样性传承与发展，而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为语言资源。语言是文化传承和传播的主要载体，语言差异反映了文化、思维与行事方式的差异。特定的语言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元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语言的可持续发展，语言的多样性势必与文化的多样性紧密相连。如果把人类语言和文化的存在环境、相互关系、变异和发展过程看作生态系统，那么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也具有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特点。在文化的各种形态中，语言是知识得以世代相传的最有效工具，促进了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一种语言的消亡往往意味着一种族群文化的丢失，也预示着人类多元文化和人文生态系统的破坏，依附于该语言的文化、艺术、传统也将会消亡，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就会被削弱，“多元一体”格局也将受到一定的冲击，继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假若人类只使用一种语言以迎合单一的、全球性的文化，那么这将与物种单一化引发的恶性循环一样，最终破坏人类语言文化生态系统。由此可见，我国语言资源的现状不容乐观，值得重视。
我国濒危语言保护所面临的困境
我国一直致力于民族教育和民族语言的发展，现阶段，濒危语言的保护工作已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不少濒危语言得到抢救性的记录，一些语言在一定范围内部分恢复了交际功能，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建立了专门机构用以传承代表该地区文化的语言。但应当看到，我国的濒危语言保护工作仍不到位，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从语言资源的价值来看，人们对语言的选择是自觉行为。信息在全世界的快速传播需要通用语，而语言多样性似乎增加了不同族群间的交际难度，甚至造成彼此间的冲突。由此，谋求共同语的愿望成为许多人的追求，不少人甚至企图推广世界语。同时，一些强势语言因具有更高的认同而逐渐成为人们选择的对象，反之则被视为价值较小逐渐被放弃。由此可见，语言的濒危和濒绝有别于物种的灭绝，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不适应性”，因为语言的濒危和濒绝并非由语言结构或者语言应用的“不适应”而触发，而是由社会文化与语言政策等因素导致。在这种背景下，濒危语言的使用群体会逐步变成双语人，在使用双语过程中逐步发展成语言转用，选择更有用的强势语言。由此可知，语言的选择行为往往是自觉的，是随着语言资源的价值变化而变化的。然而，追求语言统一的人们忽略了语言与特定历史、文化的联系，简单地把语言文化的多样性看作是全球化的绊脚石，导致语言的濒危进而带来文化的濒危。
从政策制度来看，相关保障依然欠缺。从政策层面来保护濒危语言非常必要，而目前政策层面的问题主要在于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针对濒危语言保护的专项基金项目较少以及相关研究人才的匮乏，严重制约了濒危语言保护工作全面、深入开展，使得科研工作缺乏连贯性，更无从谈及建立濒危语言文字数据库、建立“濒危语言保护示范区”等措施的实施，导致语言生态维护处于被动状态。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缺乏系统的双语教育法规和足够的资金支持，过度强调官方语言在传媒、学校与政府机构的绝对主导地位，忽略方言的凝聚作用。与此同时，大部分人把濒危语言保护局限于语言本身，使得语言保护工作流于形式，尤其是一些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将濒危语言保护视为增加经济收入的途径，这种商业化行为所整理的语言和文化资料逐渐偏离了日常生活的真实内容，给人以“作秀语言或文化”的感觉。
加强濒危语言保护的路径
为了不断完善与发展语言，使语言生态永葆青春，进而平衡和发展既有的文化生态世界，当务之急就是强化和鼓励濒危语言的使用，扩大其使用范围，充分体现其功能，最终提高该语言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