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晚清新式学堂“读各国史略”之类的课程规划算作世界史在中国萌芽的话，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学科至今已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艰难行程。如今，世界史的学科意义似已无人质疑，一级学科的定位也让世界史沾上些许政策优势。与此相伴，世界史研究品位在逐步增进，研究理念也在不断提升。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依然荆棘遍野，如与源远流长的本土历史研究相比，世界史则更像个尚待发育的幼稚学科。每个学科都有一本自己欲说还休的难念之经，世界史学科的难题或许更加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化解。
从基本层面来说，以下几点最令人感喟。其一，话语缺失。纵观其流变历程，不论在概念术语上，还是在结构体系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几乎一直笼罩在西式话语体系之中，其间虽不乏抗拒和图新，但成效甚微。其二，语言藩篱。与本土历史研究不同，世界史研究离不开因地而异的当地语言及其古代语言这个基本工具，然而，在目前的外语教学宏观架构下，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几乎全都处于微弱乃至无声之状态。其三，人员单薄。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世界史学科似有少许勃兴之势。随后，因短视的学科剪裁行动，世界史研究队伍凋零四散，其负面影响至今未得消减。其四，材料零散。从道理上讲，不论是通史研究，还是专题研究，世界史研究也应像本土历史研究那样，全面而详尽地占有相关史料，以此作为立论之本。不过，基于各种原因，这类道理终究还只能是好听的道理而已。
虽然面临种种难题，世界史学科终究无可替代，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依旧在不懈地探寻合乎世情、时情和史情的研究路径。在过去几十年中，基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实际状况，学者们曾提出过各式各样的研究设想，并为之而身体力行。大略而言，较有代表性的路径设想及实践有两种。第一，理论优先。中国人研究本土以外地区的历史，优势不在于史料，而在于理论分析与历史解释；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拥有“科学”的历史认知方式。第二，比较优先。在中国研究世界史，应充分利用本土历史文献资源，展开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从而形成国外学者难以企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路径。以上两种研究路径免不了要直面外国历史文献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多多少少在试图“回避”甚至“逃避”世界史研究中的史料困境问题。在“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很多本土历史研究者看来，这样的研究依旧不足为范。
如果说以上这些苦心孤诣的研究思路仍未能获得其他本土学科认可的话，那么，曾在世界史学科颇为流行的所谓“二手材料研究法”则显得更无斯文可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对于绝大多数世界史工作者而言，除了少量经典文献之外，所能接触到的世界史材料基本上都是现当代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即便在相关研究中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思路和理论，但援引、借鉴或转述现当代国外学术成果的做法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从当时的世界史学科内部来看，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容易导致人云亦云之病，但毕竟聊胜于无。而且，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当初这一颇显初级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贡献是巨大的，正是借助于这一简陋的“原始积累”，外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及研究动态得以被中国学术界初步掌握。
在本土历史研究者眼中，这种治史路径与“二道贩子”的转手交易没有多大差别。甚至在世界史学科内部，一些后起的新生代学人也会对老一代世界史工作者当年的做法口诛笔伐，痛斥其“不合规范”，贬斥其“平庸肤浅”。对于行里行外的这类说法，经历过那一草创阶段的世界史前辈学者自有感慨：“如果将我换成你，在当年的客观条件下，你是否真的能够做得更为高明？”实际上，一手材料的重要性问题乃是无须言说的史学常识，同样，正常的世界史研究者对一手材料重要性的认知也无须置疑。
世界史研究路径的选择既取决于理念取向，也取决于研究条件。如果说过去的“转手”研究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特定时代的一种必然，那么，在目前这个八面来风的信息时代，倘若还是简单地延续这种研究方式，那便是一种谫陋贫乏、地地道道的“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了。过去十几年来，国际交流日趋频繁，资料购置力度不断加大，互联网资源迅猛发展，外国历史资料的获取途径大大扩展，中国的世界史史料基础已变得日益厚重。如今，在史料方面，就众多主题而言，已不再停留在是否有材料可用的问题上，而是已经上升到想不想读、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当然，在目前这个状态下，也还存在着一个能不能读懂的问题。平心而论，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在外语把握能力方面参差不齐，关公秦琼同登台，蒋介石成常凯申，诸如此类的错误可以说并不鲜见。
从最近一些年的研究实践中，明显可以看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对原始文献或准原始文献的重视程度正不断加强，经典历史文献的汉译、整理与研究已成为一股颇为时兴的学术潮流，以核心文献为基础的历史解读与现象阐释也成为一种认同度颇高的研究路径。可以说，这是对前段世界史研究工作的良性反动，是对变化了的研究条件的一种积极回应。实践表明，以翔实史料为基础的世界史研究不仅可以摆脱昔日那种亦步亦趋的追随者形象，而且可以发现不少外国学者尚未发现的学术问题或尚未意识到的学术视角。在此基础上，理论分析、体系构建、中外比较等研究主题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虽然说这一研究格局尚在起步阶段，但其发展路径却是显见的。只要坚持不懈，经过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面貌必将发生质的改变。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