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亚德·瓦谢姆纪念馆名字大厅

　　勃兰特的“华沙之跪”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浩劫，留下了许多创伤记忆，其中纳粹大屠杀是德国战争罪行的主要符号。战后初期，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成了讳莫如深的话题，无论是当年的施暴者、旁观者还是大屠杀幸存者出于种种心态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思想精英率先提出要反思“最近的民族历史”，随后大屠杀罪行被公开化，并逐步进入公众认知领域，最终成为一种警示人性弱点、呼唤人道理性的全球话语。

　　1、德国知识界对纳粹罪行的反思

　　战后初期的德国，多数人主张以禁忌的方式来保全德意志应有的荣誉，对纳粹暴行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沉默”，但一些知识精英很快认识到战争罪责问题是德国人无法掩饰的过去。最早发出这一声音的是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与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他们在1946年分别撰写了《德国的浩劫》与《德国人的罪责问题》，成为战后反省纳粹历史的开山之作。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西奥多·阿多诺呼吁说：“德国人压制了过去，就是在背叛未来。”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史学家从德国的特殊性出发来思考大屠杀发生的背景，认为畸形的德意志特殊道路，是“奥斯威辛的种子”“大屠杀的前史”。至此，德国学术界逐渐冲破了大屠杀话题的种种禁忌，探究灾难发生的内在根源。

　　到了70年代，更多的知识分子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的角度解读纳粹历史，他们坦承，“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背负着人们无法想象的罪孽”，并提出如下命题：“为什么罪行偏偏发生在德国？”“为什么无法阻止希特勒？”“德国人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如何避免另一个奥斯威辛？”等等。一系列的学术争论转化成政治较量，并演变为一次次痛彻的思想洗礼过程。1986—1989年，一批联邦德国历史学者围绕纳粹是否作为德国之原罪发生了一场“历史学家之争”。这场论争由恩斯特·诺尔特所引发，他试图为纳粹灭绝行径翻案的行为随即遭到著名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抨击，从而引发了左派与右派的大辩论，双方分别以《法兰克福汇报》与《时代周报》为阵地，众多学者与所有重要媒体相继卷入，这是二战后联邦德国最为重要的思想论战。伴随着这场争论，德国社会对大屠杀的认知度普遍提升，“大屠杀研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入了德国历史学的主流。此后，德国学者出版了大量有关著述，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大屠杀研究。

　　2、德国政界的幡然醒悟与真诚谢罪

　　从二战结束到整个50年代，无论是欧美社会还是犹太世界，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大屠杀的内疚与沉默”成为普遍现象。执政的阿登纳总理虽然也主张对犹太人进行赔偿，但对于大屠杀的态度更多地表现为消极、推诿。这一时期出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需要，大批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被免于起诉并重返政府机关。1954年，在阿登纳内阁的18名成员中，有4名是纳粹党员，其中两人是党卫队成员，纳粹余孽在德国依然有一定的影响，甚至还挑起了多起反犹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