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的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是指英语中的Neoliberalism,而不是也译为“新自由主义”的New Liberalism。西方经济学领域的自由主义统称为经济自由主义。为了区分现代经济自由主义和历史上的经济自由主义,通常把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名为新自由主义。
一、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回顾
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经济自由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接受前人关于自然规律和自由的观念,提出“自然自由”制度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是自然自由制度。他主张,让“一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按照自己的固有规律向前发展。斯密的说法存在理论缺陷,但在当时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封建制国家或君主不要干预经济,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取得不受限制和干涉的统治。
第二阶段是19世纪30—6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19世纪30年代英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孕育于18世纪末期的庸俗经济学取代古典经济学,成为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主流经济理论。在这一阶段,“萨伊定律”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萨伊在19世纪初说过:“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此言后来演变成“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被称为“萨伊定律”或“萨伊市场定律”。
第三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以英国马歇尔、庇古等为主要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在西方被叫作“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萨伊市场定律”同工资、价格、利率都具有完全灵活性的假设结合在一起,编造了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在这个理论模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劳动市场供求均衡——实现充分就业;产品市场供求均衡——没有生产过剩;资本市场供求均衡——不存在资本过剩。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断言,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自行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经济政策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经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美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特别是否认资本主义发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存在失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具有明显的辩护性质。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庇古还在顽固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陈腐教条:“在稳定的条件下,一切愿意工作的人实际上都会就业。”历史上空前严重的这场资本主义大危机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大危机的现实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赖以建立的“萨伊市场定律”,根本不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反映,而是完全违背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测。在大萧条中,西方怀疑、责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日益增多。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尖锐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否定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可能性时说:“这一理论所假设特殊情况的特征,恰好不是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结果是,当我们试图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实际时,它的教义就起误导作用,而且是灾难性的。”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破产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复活和再现。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直面现实,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严重性,承认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承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有“完全被摧毁”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大危机中破产了,原来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有不少转向并接受凯恩斯主义。但是,少数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仍在顽固地坚持原来的立场和观点。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仅隔一年,即1937年,深受米塞斯、哈耶克影响的李普曼出版《对于良好社会原理的探讨》一书,竭力维护自由市场经济,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接着在1938年,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等26人聚会巴黎,举行以“自由主义危机”为主题的研讨会。哈耶克后来在1944年出版的被称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的主要思想,就是这次研讨会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极其艰难地度过30年代大萧条以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渐趋复苏,并日渐活跃,形成许多流派。除了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为首的新奥地利学派,英国有伦敦学派,德国有弗赖堡学派,美国有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以及科斯为首的现代产权学派,等等。
新自由主义产生以后,曾经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主要有两手: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基本做法是:经济危机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缓和通货膨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实践中,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对暂时缓和危机和通胀有一些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暂时缓和矛盾,无法克服矛盾。
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有很大的副作用,长期交替使用的结果是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这就是“滞胀”。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了滞胀。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如果采用扩张性政策,“滞胀”中的“滞”没有治好,“滞胀”中的“胀”会更加严重。如果采用紧缩性政策,“滞胀”中的“胀”没有治好,“滞胀”中的“滞”会更加严重。“滞胀”使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陷入严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