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各国部分汉籍

　　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在复旦大学葛兆光和南京大学张伯伟等先生的倡导下，掀起了一股新的学术热潮，这就是葛先生所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与张先生所提倡的“异域之眼”。葛先生重史学，张先生重文学，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研究的视角由西方转向东亚，研究资料则是域外汉籍，研究对象依然还是中国本身。这是新世纪的新学术取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

　　东亚汉籍之价值与研究之必要

　　东亚是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这是因为它有着自身完全不同的特点。德国哲学家卡尔·亚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指出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时期，几乎同时在印度、西方和中国出现了精神的自觉，涌现了一批伟大的哲学家，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问题，创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民族，或与之保持差距，或与之有所接触，并被拖入其历史过程。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就先后被拖入了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文明之中。也正因如此，东亚世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景象，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言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汉字、儒教、佛教和法律系统，构成了东亚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汉字则是最为基础的“支柱”，正因为有了汉字，流传下来丰富的汉籍，成为东亚世界共同的财富。亚斯贝斯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当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学术与历史走向时，尤其是在西方理论和话语冲击之下，我们越来越迷失的时候，放眼东亚，发现有如此丰富的域外汉籍，几乎还处于我们主流学术关怀之外，这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失误，也使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有所局限，因此，域外汉籍的研究，不仅可以带来新的丰富资料，开阔研究视野，矫正我们认识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可以将中国学术引向一个新的时代。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张伯伟先生在《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都提到过，传统的中国是完全“在中国发现历史”，天朝上国的傲慢使得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周边的历史，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也缺乏一种参照对象，因而不乏片面与偏见。20世纪初所建立的现代学术，则完全是在西方学术体系下建立的，西方的理论既是我们学术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认识结论的评判标准，尽管它有很大的贡献，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迷失自我的学术。有着共同历史背景的东亚，有着相似的文化观念，历史中彼此共存，文献中记载着彼此，留存下来丰富的汉籍，把东亚汉籍作为研究的新视角，不仅可以拨开“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迷雾，也可以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从而将中国学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