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以上的国家或类国家单元，在一相对固定封闭的区域内频繁进行剧烈的政治、军事等互动，即形成一个国际体系。定义一个国际体系的特点，离不开对主要单元的能力及单元间互动规模乃至效应的观察和测量。考察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也不例外。

　　北方游牧民族是古代东亚体系的一大力量

　　自公元前3世纪末到18世纪末，中华帝国和蒙古高原上的游牧帝国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两大主宰，交替控制着整个东亚或者东亚的大部分地区，是古代东亚体系最主要的活动主体。

　　蒙古高原东界大兴安岭，西界阿尔泰山脉，北界萨彦岭、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南界阴山山脉，包括今蒙古全部、俄罗斯东南部和中国北部部分地区。这片广袤的草原是游牧文明的力量中心。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等都先后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长期割据、对峙，是中原王朝的主要外部威胁，蒙古帝国和后金政权甚至直接取代了中原王朝。

　　在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冲击东亚体系之前，这两大力量中心各自的兴衰更替及它们间的互动构成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古代东亚体系的两大核心。国内外专家学者普遍对中华帝国的文治武功和在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地位深信不疑，却较少关注游牧政权在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事实上，东亚的北部才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的关系在古代东亚体系互动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航海技术的发达，古代东亚体系的军事政治重心不断从北向南转移，蒙古高原的这种核心地位也在不断衰落。但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仍然是古代东亚体系的一大力量中心。

　　人们在论述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时候，通常将东亚东部、西南部的国家所在地当成是半边缘地区，而将蒙古高原等地的游牧政权所在地看成是边缘地区。因此，“朝贡体系”论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政权。

　　从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程度来衡量，这种判断大体是不错的。但如果单纯从军事—政治的层次来看，当时的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同属于核心区，西域、东北地区则是半边缘地区，西南部、东南亚地区和朝鲜半岛等地区则完全处于体系的边缘。总体上而言，后者的政权对古代东亚体系的影响极为有限，对中原王朝的历史进程发挥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更谈不上制约整个东亚体系的走向。

　　就实力而言，游牧政权向来是一有力竞争者，在古代东亚体系中，足以傲视除中原王朝之外的所有竞争者。即便是中原王朝，在与游牧政权的交锋中，也是以防御为主，占优势的机会不多。历史上的匈奴帝国曾控制着西起葱岭、东达辽河流域、南达长城、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疆域，控弦之士达三十余万。此后的突厥等游牧政权继续延续着匈奴的辉煌及优势，而蒙古帝国更是将冷兵器时代的骑兵优势发挥到极致，成为整个亚洲乃至欧亚大陆的主宰者。

　　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政权的互动影响亚洲历史

　　就互动规模和效应而言，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的互动，无论是强度、频率，还是影响力，都大大超出中原王朝与东南亚及朝鲜半岛等地的互动。以两汉时期为例，从高祖平城被围到公元94年，汉匈之战持续达300余年。大小战争不计其数，仅10万人以上规模的大战就不下20次，创造了冷兵器时代骑兵作战规模的纪录。围绕着汉匈之战，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如乌恒、鲜卑以及西域诸国或结盟、或中立，都参与到了体系中来。而中原政权的统一分裂、生死存亡也都很大程度上与游牧民族的互动有关。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内迁直接改变了中原的历史进程，导致南北朝一百多年的分裂历史；而蒙古人、满洲女真人则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对东亚浸淫农耕文明的广阔区域实施了前后长达近四百年的直接统治。

　　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政权的互动还间接或直接改变了整个亚洲乃至欧亚大陆的历史，匈奴在与汉朝的角逐中失势，开始西迁，并进而推倒多米诺骨牌，是罗马帝国被蛮族所终结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蒙古草原帝国的崛起不仅颠覆了中原政权，而且直接改变了中亚、东欧等各个民族的命运。

　　我们很难将这种互动纳入到朝贡体系之中。虽然称臣纳贡的“中心—附庸”模式也不时出现，但更为常见或持续的是两大力量中心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综合较量或对峙。因此，至少从军事的角度而言，中华帝国并不总占据优势，长期来看甚至稍显劣势，且不得不接受长期与北方游牧政权平等共处的现实。此外，中原王朝普遍缺乏将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纳入其朝贡体系的兴趣。在应对这些彪悍的马背上的威胁时，中原王朝通常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和权宜之计，如和亲、互市、岁币等羁縻手段，主要的政策目的在于维持边境的稳定。“协和万邦”、“万国来朝”的朝贡秩序只是次要目标，是一种虚拟的体系，至少对于古代东亚的北部世界来说。中原似乎从来没有将北方的邻居看成是可以教化礼仪的对象，认为这种努力是“累华夏而事夷狄”。

　　因此，就东亚整体而言，朝贡体系仅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下的一个次体系，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在东亚北部的互动才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主线。

　　实际上，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从形成到发展均集中在北部地区，围绕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的互动而展开。它肇始于秦朝和匈奴的统一运动，形成于两汉时期，并在此后两千余年的东亚历史中得到延续。我们在进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相关研究时，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政权，以及它们与中原王朝的互动是首先要考察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原标题：胡波：古代东亚体系的中心在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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