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朝贡体系的核心概念是等级制度，那么清朝中前期的中俄关系的基本特征则是相对平等，两个力量中心的关系具有近代国家关系的基本属性。用朝贡体系的框架无法对此进行分析。尤其是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之后，中俄关系就表现得颇具近代国家间关系的“味道”了。

　　从14、15世纪开始，俄罗斯开始向外扩张，大约在17世纪中期进入黑龙江流域，对中国边境进行骚扰。1688年3月3日，康熙帝任命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及理藩院尚书阿尔尼等前往尼布楚，于1689年8月22日至9月6日与俄方进行谈判，并用满文、俄文和拉丁文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就边界和通商等问题达成协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条约，反映出近代国际关系原则的特点。如谈判体现了平等的原则；双方都派出级别相当的谈判代表；两国君主的衔号以及排序也采取了对等的原则；谈判确立的是带有国际法性质的条约，而不再是传统体制下的一般性约定等。此后，清朝中前期中俄交往的外交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第一次正式由官方派出使团，以及在外交礼仪方面走出传统“华夷秩序”束缚的尝试等。

　　为了解决两国间累积已久的关于划界、贸易、逃犯等问题，1719年，中俄再次进行接触。这次接触双方均表示出较以往更高的友好姿态。俄皇在国书中首次在起首处写上中国皇帝的称号，并称其为陛下以代替从前所用的殿下，同时不写沙皇自己的全称，仅在国书的末尾由沙皇亲自签名，加盖国玺，并为国书准备了副本。而康熙帝亦不顾中国传统礼仪中有关国书呈递的规定，亲手接受了国书。

　　1729年6月，为祝贺俄国彼得二世即位，雍正帝派遣由原侍郎托时等为使臣的第一个代表团前往俄国。此行的目的一为祝贺俄新皇帝登基，二为联络土尔扈特部夹击准噶尔，三为向俄国通报清政府用兵准噶尔的事宜。在第一个使团向俄行进的途中，清政府获得彼得二世逝世、安娜女皇即位的消息，就又派遣了以内阁学士德新、侍读学士巴延泰等为特使的第二个使团，并参加了俄国新女皇的加冕仪式。雍正帝两次遣使俄国，增进了中俄之间的了解和联系，为平定准噶尔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由中国皇帝遣使祝贺另一个国家皇帝的登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此外，设立俄罗斯馆、允许俄罗斯商人进京贸易等做法，也使朝贡礼仪发生了由固守到变通的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中国开始与近现代西方正式交往，并且与之融入的先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原标题：孙天旭：中俄关系开启中西交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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