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便利的社会交往工具，也在改变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借助数字技术，人们不仅生活在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还不断重新认识和参与周遭的现实世界，并在线上线下的互动与联结过程中形成对自身与社会的新理解。面对数字时代的变革，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应当怎样理解其所处的新情境？为了把握时代脉搏、充分考察社会数字化转型，社会调查纳入了怎样的新内容和新方法？又面临着什么难题，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方式？围绕这些新问题，本版特邀3位学者展开讨论。
与谈人
罗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闫泽华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副教授
许弘智厦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主持人
本报记者冀文亚
1.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推动社会的全方位变革
主持人：数字技术的介入让“社会”在多个维度上呈现出复杂性，其不仅创造了线上网络世界中的虚拟社会生活，也让线下社会生活被线上网络世界所重构。那么，相比以往，“数字社会”具有哪些新特征？
许弘智：随着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数字时代的“社会”无疑具有更鲜明的流变性特征，即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愈发处于一种加速变化的过程之中。例如，从具体生产过程看，“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深度参与到生产过程各个方面，基于实时更新的“大数据”和持续迭代的“智能算法”，促使越来越多数字化新业态应运而生，而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则更能在几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周期内实现传统行业若干年积累才能完成的经济效益。再如，从日常生活方式看，便捷的数字技术极大延展了社会生活的时空场景，人们可以随时利用各种线上“榜单”获取信息和展开决策、借助实时社交媒体参与公共讨论，以及通过各类网络平台结识朋友和组织活动等。可以说，这些“虚拟—现实”相交融的社会化过程极大改变着社会生活中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个体的情感与理性等诸多关系。
上述加速流变特征与数据要素及数字技术的内在属性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相较于实体化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具有符号化、虚拟化等特点，从而使得各类信息的随时采集、即刻传播以及实时更新迭代等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固定的生产工具或机器体系，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具有加速更新、自我迭代等特点，并能与各个行业领域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相结合，从而在客观上对社会整体的发展周期节奏产生了深刻影响。
闫泽华：在数字社会，还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征就是社会群体更加多元。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中，同族、同乡的社会成员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也在此基础上具有相似的见闻和看法，共享和传承相近的价值观念。到了工业社会，每个人都参与到社会大生产中，社会大分工使职业成为社会成员的重要身份，个体经由相似的工作内容、工作性质对社会关系进行重构，并将这种理解在工作场所中进行传递，家庭、户籍、职业等现实可见因素成为社会群体划分的依据。
但到了数字社会，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线上世界的复杂性渗透进线下生活，使社会成员的交往交流不只依据现实身份。如今，人们每天花费在网络空间的时间，几乎逼近花费在现实劳动与社会交往上的时间。通过数字网络，我们会遇到现实生活之外的人、事、物，体验来自其他个体、其他区域甚至虚构的生活经历，感知不存在于自身生活环境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产生情感和认同。因而，在数字社会，社会群体的聚集形态、组织方式都更加多元。
罗婧：更进一步来看，加速流变的社会情境、日益多元的社会群体共同导向了这样一个特征，即在数字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世界的主角。经由数字化渠道，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海量数据信息得以汇集，而较之个体有限的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这种信息体量近乎无限。因此，个体是基于自身的偏好而构建了线上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建构之下，差异化的观念、需求等被越来越敏锐地识别出来，每个人在偏好上的差别也随之被放大，人与人在线下的交往形态、社会团结所内涵的机制也由此被重塑。
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实践空间，不论是在解读自身际遇还是理解社会现实中，个体的认知具有了更多元的释放渠道，信息的传递维度也更为立体、全面。这使得社会价值、文化观念、公共意见等既可能出现进一步中心化的趋势，也可能面临更大的被消解、拆分的风险。其次，正是因为这种线上行为模式，人与人在线下的交往中也很难仅基于相同经历或共同体验就形成共同的观念、认识。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人时，其不仅有着我们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现实维度，还有着难以被直接捕捉的虚拟维度。这给人际交往中共识的建立带来了越发复杂的影响。最后，社会团结的机制由此盘根错节。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世界的主角，意味着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构建社会关系。
2.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在内容、结构、意义等维度发生新变化
主持人：社会调查是人们通过对社会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以对社会生活的本质与规律进行认识的活动。进入数字时代，在“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社会调查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许弘智：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在内容上是由社会的“生态”与人们的“心态”两条线索交织而成的。事实上，当前的数字化转型并不只是纯粹的技术革新过程，还是一种建立在特定历史基础上的、持续演进的“技术—社会”互动过程。这意味着，海量的数据与复杂的算法分析并不能完全替代社会调查工作的价值，而一些经典的社会调查思想方法则仍然能在数字时代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在此方面，费孝通先生提倡的“将心比心”原则就极具启发性。他强调，社会调查研究应充分关注“人”的特殊性，即研究者不仅要看到人的“生物性”、关注其所赖以生存的物质处境与工具条件，还要关注人的“精神—心理”维度，充分体察其对于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的意义理解与内在认识。
以数字时代新业态劳动者研究为例，一方面，已有研究借助统计数据、调查问卷以及政策文本分析等方法，从更高的工作强度、更灵活的劳动关系，以及尚未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多个侧面描述和刻画了部分新业态从业者所处的工作生活“舞台”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研究者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来收集典型的深度个案，从而反映出部分新业态从业者所形成的流变情绪状况、复杂职业认同以及多元观念态度等内在特征。总之，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仍需要以“人”为中心，并通过对数字时代“线上—线下”互构式的社会生态以及“虚拟—现实”交融中的行动者心态进行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与技术之关系，乃至“人”本身的多重可能性。
闫泽华：除了在内容上，数字时代社会调查在结构上的特征也经历着深刻变化。传统的社会调查往往侧重于以“问题”或“对象”为单一引导，但在数字技术介入社会调查的条件下，这一界限正变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两者融合的综合性结构。
具体来看，以“问题”为引导的社会调查，通常围绕预设的研究议题展开，旨在通过系统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解答特定的研究疑问。然而，在数字时代，仅凭问题引导往往难以全面捕捉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当前在探讨城市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时，如果仅依赖工业时代城市研究所预设的问题，可能会忽视不同群体对数字化服务需求的差异性，导致调查结果过于笼统。而若以研究对象为引导，社会调查会更加注重对调查对象的全面描述。虽然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研究者可以通过多样的手段搜集到丰富信息，但如果没有以问题为导向，则可能导致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缺乏深度。
因此，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正逐步走向“问题”引导与“对象”引导的融合。这种融合体现在调查设计结构的多维度和灵活性上。只有兼顾“问题”与“对象”这两条线索来引导调查设计，社会调查方能灵敏地把握数字时代社会变迁的脉搏。
罗婧：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的变化也体现在意义层面——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往往是同步的、一体的。当然，在传统社会调查中，从学理上寻求新解读，进而发掘新思想，以及从实践上寻求新做法，进而探寻新路径，这两重意义同样需要兼顾。但不同的是，在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中，对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挖掘，或者说理论性的建构和实践性的作用往往是一个重合的过程。
一方面，数字时代的社会一直处于高强度变动中，这使得即便是完全从实践出发的社会调查，其在进行对现实的捕捉和描绘时本就具有理论意涵。具体而言，当面对大量可得的数据信息时，社会调查只有通过更新理论上的思维模式和提炼机制，才能将这些信息条理整合起来。因此，即便是看似简单的、概括性的调查资料整理，往往已经意味着理论上的适应性调整乃至创造性革新。例如，在通过爬虫技术采集网络数据的研究中，如何处理数据的重复性、如何针对采集内容建构分析框架等都需要不断调整、革新背后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在数字时代，社会关系的交互打通了虚拟和现实，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格局，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变量都可能影响整体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即便是单纯从理论出发的、探索性或验证性的社会调查，都不可避免会给个体或社会带来干预性影响，产生实践层面的效应。例如，有研究者在网络平台上开展情绪实验，将大量用户卷入负面情绪中，引发了不必要的社会风险。这也告诫我们，数字时代社会调查的开展，必须更加注意隐私保护和伦理规范等问题，避免带来消极的“意外后果”。
3.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需要新的研究范式与思路方法
主持人：社会调查的有效开展离不开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是否也能够拥抱这些新的技术手段，从而形成新的调查研究方法？
罗婧：从实际情况看，数字技术的介入打破了社会调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度，普遍拓展了经典社会调查方法的应用场景和应用效率。
一方面，数字化赋予线下社会调查更广阔的线上平台。例如，目前已经得到普遍使用的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计算机辅助面访调查（CAPI）和计算机辅助网络调查（CAWI）等方法，就是将传统纸质问卷迁移到数字平台上。这种迁移不仅节约了人力、物力等成本，而且借助定位、图像、音频、视频等数字功能实现了交叉验证，既提升了回应效率，也增加了对有效问卷的判别维度。通过数字化呈现，调查问卷还得以将动态内容纳入其中，填答方式、选项设置等都更为灵活，有利于提升信息搜集的准确性和多样性，也促使填答过程更为人性化。
另一方面，数字化将线上生活世界纳入社会调查的视界中。例如，虚拟民族志就是将网络群体、网络社区等纳入研究范畴，通过参与观察、记录采集、分析探讨线上的生活世界，来研究数字社会的新境况、新逻辑。这样的拓展，实际上秉承了一种将线上社会和线下社会联结起来的思路，着力透过数字化呈现的表象来辨析人类社会的变与不变。当然，伴随数字技术的演进，也有越来越多的数字人进入数字平台、虚拟社群，这给传统社会调查在结构设计和分析模式上都带来了新挑战，也催生出更多全新的调查思路与方法。
许弘智：除了拓展经典的调查研究方法以外，数字技术还扮演了“发现知识”的角色，通过进入甚至创设新的社会情境，进一步发掘和整理新的资料细节，从而对既有社会实际状况形成新认识。在此方面，“网络实验法”与“AI参与交互研究”是两种典型新方法。
网络实验法指的是在特定线上空间展开社会实验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借助各种虚拟社群或数字平台开展社会实验，从而记录下更为丰富的资料、发现更多潜在的理论维度。其包含如下新特点：第一，参与身份的非现实性，即参与者在线上实验中可能表现出与线下世界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与行动逻辑；第二，观测情境的多层次性，即研究者可以基于虚拟化数字技术，依据其研究意图创设更为复杂立体的调查实验情境，以观测和记录实验参与者的反应；第三，研究互动过程的拟真性，即网络实验的具体展开过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模拟客观世界的真实互动过程。
AI参与交互研究主要是将以大语言模型为基础的人工智能体充分纳入与用户以及社会的互动之中，并由此展开特定的模拟、实验与分析。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数字时代的社会主体还可能包括具有智能对话、模拟社交和内容输出等功能的人工智能体，一些研究者更是称之为“硅基样本”或“硅基智能”。从微观上看，研究者可以结合特定的提示词或测评量表，以调研某类智能体所暗含的价值倾向或社会态度；从宏观上看，已有研究者开发了带有智能交互对话功能的“虚拟小镇”，以模拟特定社会群体结构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
闫泽华：数字技术的介入还引发了社会调查在方法论上的变化，即从寻找确定性转向了发现可能性。传统社会调查以发现确定性为出发点，围绕抽样、均值等能代表主流特征的概念展开。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希望能够以此排除小概率事件的干扰，定位事物影响的主导因素，把握社会发展的主流脉络。例如，在进行调查分析时，研究者总是想对占比或者系数进行排序，找到那个最主要的状态。
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每个人、每个社会因素都在以自身的可能性来影响着社会发展，既有的确定性并不总是可靠的。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深度机器学习等技术的运行早已不像传统的统计公式那么直观，而是如同一个黑匣子，人们只能看到数据的输入和结果的输出。这些技术方法并不致力于寻找确定性，而是凭借超强的算力，通过遍历数据资料中的所有可能性，发现无数变量组合中影响力最大的路径。因此，无论是社会特征还是方法技术，都要求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寻求崭新的方法论——尽可能地收集海量数据，借助数字技术探索、归纳社会的多样性，从结果出发关注各个因素的作用及其路径，进而在无穷的偶然性中把握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4.在科学把握机遇和挑战中推进中国数字社会研究
主持人：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为社会调查带来了便利的同时，是否也带来了一些新难题？而研究者又将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
许弘智：如何确保调查的科学性是数字时代社会调查需要面对的首要难题。我们可以从“样本与整体的关系”以及“研究目的与研究资料”的关系两个层面来具体展开说明。
从样本与整体的关系看，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仍然需要考虑研究者所观测的样本是否能够很好地代表其总体特征。在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抽样误差导致研究结论偏差的情况不胜枚举，其中常见的情况包括采样过程中的“选择性偏差”与变量测量过程中的“生态谬误”等。而在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中，上述情况同样可能存在。例如，如果研究者希望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来反映老年群体的社会特征，则其样本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即能够参与填答线上问卷的老年人样本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老年人样本或将存在显著差别。再如，若研究者希望考察不同规模网络平台用户的消费偏好差别，则尤其需要警惕不能简单地将平台层面的测量直接等同于用户层面的测量，以避免其中可能存在的“生态谬误”问题。
从研究目的与研究资料的关系看，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还需要考虑研究者所收集的资料能否充分达成其研究目的。与经典的社会调查不同，数字技术为社会调查带来更复杂的观测维度（如受访者线上与线下的行为模式差异）和更细致的研究资料（如实时的用户行为、非结构化的语音或文本资料）。然而，在这些新的观测维度中哪一维度更具意义，以及在所收集的新资料中哪些内容更有助于回答研究所关心的理论问题等，仍有待于研究者自身加以细致斟酌和判断。
闫泽华：除此之外，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还面临一个难题，就是难以确保调查对象反馈资料的真实性。这里的真实性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调查对象所回应、指涉的内容可能是虚构的。例如我们在以往通过数字互联网所发起的调查中，有调查对象通过使用软件脚本进行问卷的批量自动化填答，致使回收问卷中存在大量无效数据。
第二，调查对象本身的回应与调研者的初衷存在距离，双方在调查中并未建立一致的理解，这使得所收集的资料可能并不符合调查目的。在传统的社会调查中，对这一问题的应对是依靠调查流程来规避的。例如，正规的调查操作通常配有经受培训的专业问卷发放人员，且会在较为正式的公共场所进行。问卷发放人员的在场和干预、填答场合的氛围以及参与调查的纪念品激励等，都有利于调查对象理解其需要回应问题的真正意涵。但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中，调查者通常是“不在场”的，就很难通过流程设置来应对这一问题。
第三，调查对象的信息、反馈、回应等的真实性可能只存在于特定时刻。数字技术在提高社会调查效率的同时，也放大了短期情境性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在调查某个社会事件的社会影响时，数字技术可以使调查在第一时间进行。但是此时社会大众普遍还处在该事件刚发生所引起的强烈情绪中，无法从理性的角度来理解问题和表达观点。如此一来，在这种特定时刻所观测到的调查对象的情绪、情感虽然是真实的，但这一“真实”与人们冷静思考后的“真实”存在距离。因此，如果调查目的是进行社会观念、社会政策分析等，那么所获得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偏颇的。
罗婧：归纳来看，以上的总结分别从调查者和调查对象的角度出发，呈现了数字时代社会调查的问题和难点。本质上，这种种难题最终都落在了社会调查的价值层面，即能否反映现状，是否有利于我们对于社会未来发展的探讨。最行之有效的应对方式当属多种方法的交叉验证和不同阶段的多轮次调查，从而提升分析结果的信度和效度。但是，这种应对方式的实现同样面临困难。首先，与传统社会调查所面对的数据体量相对小、数据结构具有较强一致性的情况不同，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往往容纳大体量数据信息，不同方法之间对于数据资料的采集、标记方式极为多样，因此不同方法的分析过程和结果并不总是具有可比性。其次，在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中，很多方法的分析过程如同“黑盒子”，未必能够呈现具体的解释机制，这同样使得不同方法之间缺乏可比较的基础。最后，由于社会观念、社会行为的更新迭代不断加速，多轮次的调查很难发挥效度检测的功能。
应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方面，在衡量和判断社会调查的价值上，可以将预测性作为核心指标，即通过样本的拆分或数据节点的增减进行方法内部的比较，从而反映出特定社会议题的关键特征和走向趋势；另一方面，在考察社会调查是否有效、是否有意义时，不应当忽视“具体的人”“身边的人”“真实的人”的表达，或者说主体性的价值建构。尽管在数字技术介入下，基于大体量数据信息，更多抽象层面的理论或原则得以被建构出来，成为指标化、标签化的价值标准，但这种建构不应当淹没具象的声音和遮蔽真实的情感。
专家点评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王天夫：今天，人类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步入一个全新的数字社会。与工业社会相比，数字社会在人与人相互连接的方式、社会互动的过程、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以及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运转的基本逻辑上，都展现出根本性的不同。对此，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寻找新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以深入理解和把握数字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在这组讨论中，三位青年学者敏锐捕捉到时代的需求，将目光聚焦于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这无疑是探索数字社会研究的重要一步。这一思路与一百多年前中国社会科学的发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时，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研究先驱们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面对数字社会带来的社会变迁，做好数字社会的社会调查，同样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当前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建设未来数字社会的重要基石。
然而，数字社会的调查并非传统社会调查的简单延续。随着数字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的面对面的问卷收集资料的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在数字社会中，所有的社会互动过程都留下了数字痕迹，这为数据收集提供了全新可能。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使得我们可以从数字设施和设备中收集到关于人们社会行为的海量数据。因此，社会调查在收集和整理数据与资料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广泛与综合。
一方面，原有的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因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而得到巨大拓展。例如，在线问卷、社交媒体分析、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使得数据收集更加便捷高效。另一方面，数字社会调查所收集到的数据资料也更加广泛和丰富。这些数据不仅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拓展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
但数字社会调查也面临新挑战。首先，数据的质量与可靠性问题不容忽视。在海量数据中，如何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排除噪声和干扰，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数据隐私与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在收集和分析个人数据时，如何保护个人隐私，避免数据滥用和泄露，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伦理挑战。最后，数字社会调查还需要新的社会调查技术和思想观念上的更新。这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要掌握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还要具备面向数字时代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
尽管如此，数字社会调查仍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一，数字社会调查有助于我们重新建立关于数字社会的知识体系。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我们可以揭示数字社会的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为数字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其二，数字社会调查有助于我们提出新概念、新理论。在数字社会中，许多传统的概念和理论已经难以解释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需要通过社会调查来发现新的社会规律、提炼新的社会理论，以更好地理解和指导数字社会的发展。其三，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和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揭示数字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社会理论和发展模式，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还能为数字社会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总之，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是理解和把握数字社会的关键所在。面对新的社会样态和挑战，我们需要不断创新社会调查方法和技术手段，加强数据隐私和伦理保护意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变革，为更好认识和理解数字社会提供有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