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文体说是指：先有单纯文体（基本文体），然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纯文体浑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浑和文体，浑和文体与浑和文体之间不断相互融渗，最后出现大成文体。

　　单纯文体是文体的原初形态，因为它只具备某种文体最低限度的特质，故曰单纯文体。浑和文体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体浑和而成的新文体。大成文体是几乎所有已有文体随机浑和而成的新文体，是文体演变的最高形态。犹如生物学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大成文体也几乎可以“通吃”当下所有的已有文体；大成文体的篇幅一般比较庞大，所以也可称为“巨型文体”。

　　辞赋即大成文体的一个典型代表。辞赋多源，它是N个父系与N个母族共同孕育、赋形的“巨胎”。目前学界的共识是，辞赋的渊源文体至少有以下九种：诗经、楚骚、战国策、先秦宫廷俳优艺术、先秦神话、先秦隐语、先秦寓言、先秦俗赋、秦汉说话艺术等。其实，汉赋浑和的应当还不止这些文体，它几乎整合了所有之前已有文体。西晋皇甫谧《三都赋序》曰：“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这个“加”，既指语言、修辞方面，也应包括文体方面。试想：赋之为体，有什么已有文体是不可以“加”进去的？无论经史子集，还是诗骚歌谚，抑或言语论说，都可以“无缝对接”。所以赋给人的最大感觉就是：它总是“满满”的，读赋能让人“吃撑”。西汉司马相如就曾说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说文解字·贝部》：“赋，敛也”，这就说明，赋的本意就是“聚敛”，是一种以聚积性为主要特征的文体。明代屠隆说：“文章道钜，赋尤文家之最钜者。包举元气，提挟风雷，翕荡千古，奔峭万境，搜罗僻绝，综引出遐，而当巧自铸，师心独运。岂惟朴遬小儒却不敢前，亦大人鸿士所怯也。”此言充分道出了赋的集合性和创造性。

　　唐传奇、元明清戏曲无疑也属于“大成”之强势文体。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唐传奇之妙处，正缘于其“文备众体”。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小引》说：“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戏曲的特质及优越性也在于其“无体不备”。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或说，曲为“词余”。这些也都说明戏曲文体的浑和性。

　　英国作家福斯特曾说，小说具有很强的综合“左邻右舍”的能力。笔者以为，在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浑和文体是长篇小说，其优越性超过戏剧。两者虽然都属叙事文学，都有很强的整合性，但戏剧（包括影视）因仰赖舞台（或屏幕），整合性受到一定限制；而小说，变搬演为白言，具有最大限度的整合性。所以，长篇小说好比中国古代文体中的“超级恐龙”，拥有无穷的能量和活力。迄今为止，长篇小说仍无与争锋地雄踞于大成文体的宝座之上。

　　然而，大成文体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自身仍处在永不间断的浑和进程中；另一方面它也要更新换代。在文学史上，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大成文体。新的大成文体可以兼包所有的已有文体，其中包括旧的大成文体。然后，随着新的大成文体的上位，文坛趋于稳定。直到一段较长时期后，更新的大成文体再次出现。如此循环，以至无穷，这就是大成文体的衍化史。

　　形成大成文体的文化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大成文化”。《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和，是天下之大道。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印度时曾说道：“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这就说明，和为贵，是“最中国”的文化理念。《国语·鲁语》记周太史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最高境界的和，古人谓之“太和”。《周易·乾》曰：“保合太和，乃利贞。”合和，方能大成。“合和”与“大成”，早在先秦诸子里即已成为通用熟语和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孟子·万章下》云：“集大成。”《庄子·逍遥游》有“大成之人”。可见，“大成”之语源于先秦，《周易》《老子》《庄子》《孟子》等很多先秦典籍都曾作为熟词甚至是热词而使用过。后来，我国各行各业都尚标此说，如大成之乐、大成之人、大成拳、大成美育，孔子便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此外，明代王艮标揭“大成学”，并作《大成歌》，新中国科学泰斗钱学森提出“大成智慧学”，等等，足见“大成”之流行。

　　今笔者将“大成”一词引入中国古代文体学中，意在说明，相对而言，中国文化主合，西方文化主分，所以，大成文体“原产”和“盛产”于中国，无愧于我国的文化珍藏。而无论中西，大成文体说在文学史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鉴赏论等方面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更有利于中国文论走向世界，故非常值得深入探讨。

　　（作者：王章才，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体浑和与文体演进之关系研究”负责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