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这为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标志着我们党对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实现“中国之治”的“重要密码”。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国家治理绩效世所罕见，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伟大成就来源于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构建了一整套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机制。中央和地方关系历来是国家治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国家和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作出进一步要求部署，开辟了国家治理新境界。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既能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全国一盘棋，又能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既有力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效解决了中国自身的问题，也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提供了充满中国智慧的方案。

　　准确把握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内涵要求。

　　一是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权责一致是现代国家运作的基本原则。中央和地方权责一致、清晰、法定，能够在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的前提下，发挥中央和地方各自比较优势，实现维护国家统一和党中央权威、增强地方治理能力和活力的有机统一。二是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发挥两个积极性，既包括中央和省市，也包括基层政府。不同层级的政府工作性质和任务有差别，行使事权的范围、内容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这是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辩证逻辑。三是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按照权责一致原则，属于中央事权、由中央负责的事项，中央设立垂直机构实行规范管理，健全垂直管理机构和地方协作配合机制。属于中央和地方协同管理、需要地方负责的事项，实行分级管理，中央加强指导、协调、监督。坚持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处理好“条”“块”关系、化解“条”“块”矛盾，切实解决权责失衡现象。构建科学合理、权责一致、有统有分、有主有次的权责清单，明确各自的权力和责任，完善“条”“块”之间的协商和沟通机制。四是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了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在统筹优化地方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完成省市县主要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中央保持基本对应的基础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国家制度统一、政令统一，确保中央和国家机关做好对本行业本系统的指导和监督，地方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

　　强化法治确保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探索，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已经比较成熟。要通过法治方式，让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政策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确保中央和地方的重大关系、重大制度、工作体系于法有据、落实有力。权责法定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过法律确权把事权、职责、程序、机构、重要关系等稳定下来，能够为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供法律权威和约束力，改变事权频繁上收下放、偶然性和随意性等现象，增加制度的可预期性、稳定性。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依法行政的重点工作是，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

　　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大国治理的基本经验。

　　《决定》对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作出了新的重要概括，明确了前进方向和实施方略。回顾过去，在维护中央权威和注重地方创新相结合的助推下，充分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改革开放的历程波澜壮阔；展望未来，必须进一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作者单位：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