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献资源极其丰富，文献传统源远流长，而对古文献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近日，记者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处获悉，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自2011年开题以来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学术集刊《古典文献研究》第14辑和第15辑，作为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的专号，收录论文约70篇，共90万字；课题组成员在《南京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记者发现，“文献文化史”目前还很少作为专有名词被学者使用。对此，程章灿告诉记者：“以往研究中国文化史，很多是从经学、儒学、佛学等方面出发，或者从学术史、思想史、制度史等角度切入，从古代文献学角度进行的文化史研究虽然也有，但是较为零碎，专论较多，缺乏鸟瞰式和通贯式的总体论述。传统文献学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大多数是着眼于学术史，并未达到充分反思古代文献的社会文化内涵的高度。近三四十年来，西方学者率先开始进行有意识的‘书籍史’和‘印刷文化’研究，与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颇有交叉，遗憾的是，国内学者这方面研究起步较晚。”

　　据课题组成员、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赵益介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也是由西方汉学家率先倡导的，尽管其在问题意识、材料、研究方法等方面颇有突破，但也存在着明显问题。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较多着眼于印刷和商业化时代的“书籍”，而忽略了中上古古典时代的“文献”；二是过分着眼于文献在生产、流通、阅读、接受等社会意义上的“交流循环”，而忽视了文献在知识思想发展、传统继承发扬等文化意义上的“主客互动”；三是着重对“书籍”社会一般传统内涵的开掘，而缺乏对“文献”精英传统意义的观照。

　　据悉，该课题共有九个子课题，外加文献辑要，其核心是从文化的视角阐释文献，以文献为依据叙述文化。项目预期目标是完成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预计2015年结项。

　　课题组特别重视在动态过程中把握文献的社会文化史意义，尤其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域外传播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主持该部分研究的南京大学副教授金程宇说：“目前学术界对于汉籍东传的研究，主要是以国别来进行的。如研究日本的学者参照丝绸之路，有‘书籍之路’的提法，所处理的文献主要是日本所藏汉籍或准汉籍；韩国学者则以‘中韩文化交流’的方式提出，也涉及典籍的流传、人物往来等内容。可见，在汉字文化圈中，‘书籍之路’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应当从整体上去把握这种文献流传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打破单一国别的学术模式，重在揭示汉籍东传带来的文化影响。”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实际上就是一种力图超越‘书籍史’的本土化尝试。”赵益解释道，这项研究力图实现对整个中国文明时代文献的“长时段的历时性研究”。在社会性之外，探讨文献与知识、思想、学术、文学、政治等之间的互动。文献文化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文献来阐释我们的文化传统，真正把文献理解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股力量，从而探寻这种力量是如何具体发生作用并具有怎样的意义。

　　程章灿表示，在具体操作上，课题将简牍时代、写本时代与印本时代并重，在继续深入进行明清书籍史研究的同时，填补明清以前文献文化史的空白或者薄弱环节；在突出历史线索的同时，突出中国古代文献演进的阶段性和形态的多样性，动态把握其历史进程。

　　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会副会长、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曹书杰认为，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古典文献，是很有难度的。做传统文献学研究的人面对的问题很具体，往往不善于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而该课题的设计，突破了以往的限制，将文献、历史、文学、传播、文化等交叉起来，放在更广阔的文化历史空间考察文献活动及其作用，为古典文献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是文献学研究的一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