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民居村落的代表——位于安徽省黄山西南的宏村 本报记者 吴楠/摄

　　20世纪以来，一批新学问如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徽学、藏学等相继产生。关于这些新学问的学术定位问题，至今仍说法不一。如多有“敦煌学、徽学、藏学三大地方显学”的提法，将其定位于“地方学”。在20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中，它们到底处在怎样的位置呢？

　　新学问多起于新发现

　　关于这些新学问的学术定位问题，早在20世纪之初，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等就有十分明确的阐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先生这一著名论断已多次被引用。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关注陈寅恪先生的另一精辟阐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寥寥数语，却点出了古今学术发展之通义。它有多层涵义。首先，学术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如其他事物变迁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这是学术研究发展的一种规律。其次，何谓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他指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即谓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作为时代学术新潮流，必然要研究时代所提出的新课题，也必然要发掘新材料。一般地说，新学问大都起于新发现，即有了新材料才会有新发现，而陈先生在这里又提出了“新问题”这一概念，指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实际上，新材料与新问题，二者实为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新材料的重大发现促进了新学问的诞生；而新问题的出现，理论上的革新，开拓了材料发掘的新视野。

　　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正是如此。在新材料方面，20世纪初期，中国即有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新资料的发现。在新问题方面，有关学术研究的目的宗旨、对象范围及理论方法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变革。学术研究的宗旨发生根本变化，从过去的一般表象记述变为要求做出科学分析；研究对象与范围大为扩展，涉及社会各方面；特别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唯物史观等基本理论的传播与应用。研究视角多维，研究方法多样。于是，新问题层出不穷，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那么，在诸多新问题中，其根本性问题又是什么呢？新时代下人文社会的研究与此前根本不同的是，它要求人文社会的研究也像自然科学那样，重视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结构分析、宏观概括、个案剖析等，强调科学论证与科学分析，即总体上需置于科学研究的框架之下，所以，亦将人文社会的研究与自然科学并列，称为社会科学。尽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所区别，但实证研究仍是各类研究的基础，并被提到了新的高度。新时代的学术研究有更高的标准，要求在研究中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做出真正的科学论证和科学分析。这就必须重视原始资料，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发掘，重视典型资料的运用，走出以文献证文献的圈子。

　　新时代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此相对应的是，要求研究资料的多样性、系统性与综合性。于是，研究资料采用的范围大为拓展。文书档案这类一手资料自然备受青睐，此外，出土文物、墓志石刻，禆史笔记、家乘谱牒，乃至田野调查、图像史料等，都成为新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资料。这些新资料，都是原始资料，多为原文书档案，且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既有第一手资料这样一个共性，又具备了研究资料的典型性、系统性与综合性之特点，正与新时代下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要求相契合，因此成为新时代课题研究的最佳资料选择。所以，自其发现之日起，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遂以这些新资料为中心，形成了各自的新学问，从而构成了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之一新潮流。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等新学问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们正是新时代下新问题与新材料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