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5年历程中，改革与开放从来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当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何通过提升开放水平来进一步促进深化改革？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部署。如何具体落实这一部署，尚有很多重大课题亟待学者联合攻关，贡献理论智慧。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好地应对新形势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一新提法，是对35年来我国开放型经济探索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从试点区域到局部，再到全面开放，我国对外开放体现了渐进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学军认为，我国在加入WTO之后，从有限范围、有限领域的市场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市场开放；从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WTO成员之间的双向开放；从以试点为主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

　　如今，我国开放型经济已站在新的起点上，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广杰表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二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当前由WTO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不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超大自由贸易区正在孕育，或将取代WTO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为更好地应对新规则、新形势，我们必须创新开放型经济的体制机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和保持可持续增长需要新的推动力量，需要通过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改革开放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来支持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更主动地“走出去”实现高层次、多维度、多联动开放　　　

　　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决定》明确了建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攻方向，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受访学者普遍认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意味着要实现更高层次、更多维度、更多联动的开放新格局。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意味着从积极“引进来”到主动“走出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输出时代正在全面走向资本输出时代。今年我国对外投资将近1000亿美元。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对外投资额就会超过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如何更主动地“走出去”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程中非常关键的问题。

　　《决定》用“三个允许”——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以及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投资，来“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巍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国家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政策导向，必将推动我国对外投资迈上新台阶。

　　李巍认为，我国在扩大“走出去”的规模时，强化对海外投资风险的防范意识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他建议，下一阶段的“走出去”可以考虑建立海外投资服务平台，以防范各种海外投资风险。搭建海外投资服务平台包括多方面的工作，比如开发运行对外投资“数据中心”、建立预警制度、强化监管、提供政府公共服务等。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自贸区是重要的实验窗口。从体制层面上看，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被认为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最大亮点和集中体现。赵学军说，“上海自贸区实行市场准入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将引领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更高的层面。”

　　黄益平认为，上海自贸区的意义在于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一个中国样本。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传递出这样的信号——中国有决心，也有能力达到国际新规则要求的开放程度。刘元春则期待，上海自贸区这种开放特区式的改革能够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逐步形成试点推广、全面开放的格局。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是一篇大文章。广大中西部地区仅拥有全国约13%的进出口额、17%的外资、22%的对外投资，我国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方向在中西部地区。西安交通大学发展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冯宗宪认为，内陆地区应依托本地优势，吸纳产业转移，加快发展特色外向型产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为内陆沿边开放带来了重大机遇。

　　增强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在面临巨大机遇的同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认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构不仅仅在于开放领域的扩大，将开放领域从制造业扩大到服务业，更重要的是开放模式的创新。要改变过去以数量扩张为特征、以环境和资源较高损耗为手段的粗放型对外经济开放模式，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程恩富认为，在下一阶段的对外开放过程中要解决外资企业在中国偷漏税严重，外资企业在中国造成的环境污染状况恶化，外资企业廉价甚至免费使用土地、享受多种“超国民待遇”，外汇储备过度导致国民财富流失等一系列问题。

　　在黄益平看来，学习如何引领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是我国面临的一个新挑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有责任主动参与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去。但是，我国作为现行国际经贸规则适应者、遵循者的角色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已经加入G20峰会好几年了，但很少在议题的设置和决定上发挥主导作用。我们需要通过逐步积累和学习，增强在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