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最适合哲学社会科学，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田野实验法，认为该方法能够提供精准数据，主动介入真实世界。而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它具有局限性，在使用过程中易陷入伦理困境。

　　近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道恩·蒂尔（Dawn Teele）的新书《田野实验法及其评论：实验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使用与滥用论文集》（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ir Critics: Essays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Experiment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再次将西方社科学者长期以来对方法论的争论带到公众面前。

　　该如何看待田野实验法？如何选择最适合的研究方法？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蒂尔和欧洲大学研究院政治经济与公共政策教授斯文·斯坦莫（Sven Steinmo）。

　　实验法帮助研究者寻找精确答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社科学者对于方法论的争论始于何时？

　　蒂尔：从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到社会学家韦伯和涂尔干，社科学者一直关注自己的研究是否真实、可靠，方法论一直是辩论的重要议题。

　　20世纪，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行为经济学家纷纷在研究中开展实验。随着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实际效用，田野实验法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经济学家针对政策创新开展随机对照试验，政治科学家也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人们在选举过程中的行为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学者为何青睐实验法？

　　斯坦莫：实验法是帮助研究者寻找精确答案，作出精确决策的方法，分为调查实验法、实验室实验法和田野实验法，三者都需要用到调查和历史研究方法。

　　蒂尔：我在书中所提到的田野实验法与一般意义上的实验法不同。数据是研究的重要资料，学者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来验证研究假设。过去有不少实验法的支持者，如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就认为实验法能够进行重复测试，且具有精密性，由此而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具有科学性。

　　按照研究环境进行划分，实验法可以分为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两种形式。我所提到的田野实验法是指在真实环境下，学者所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这也是一种收集定量数据的方法。田野实验法的支持者主要认为该方法能将精密的实验与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巧妙结合。通过研究政策在实际施行过程中会产生哪些影响，来判断应该在哪些领域推行哪些政策。同时，社会科学家还认为田野实验法能精确识别各研究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田野实验法或易引发伦理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不少学者认为与观察法相比，田野实验法有其局限性，对此您有何见解？

　　蒂尔：田野实验法所面临的伦理挑战与观察法不同。观察法是对世界的学习和认识，而做实验则要研究事物所带来的影响，这通常需要针对具体的人、群体、村落以及国家。当研究人员的利益与被研究者的利益不符甚至相冲突时，田野实验法容易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

　　此外，田野实验法是一种研究工具，有利于解答一些比较细化的问题。但用该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结果的新颖度或许会递减。当我们反复研究同一问题时，田野实验法所能发挥的效用可能会递减。

　　《中国社会科学报》：观察法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惯用的方法。它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蒂尔：观察研究并不干预或改变真实世界。假如你要分析经济增长对人民内部冲突所带来的影响，或者教育对薪酬的影响，你需要研究那些受到自然、社会或者个人影响的变量，而不是那些能够由研究者自行决定的变量。因此，常常有学者认为观察法掺杂了许多未知或不可知因素，会对研究造成困扰。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研究人员而言，如何评估自己所选的方法是否合适？

　　蒂尔：这关键取决于想要研究的问题。对于宏观的、缺乏理论支持的问题，需要采用综合的概念化方法，寻求一切可能的答案。而对于具体的、有理论支撑的问题，需要更加细致的方法排除可能的假设。任何研究都应该从多个视角进行，采用多种方法，田野实验法只是其中的一种。

　　斯坦莫：我同意蒂尔的看法。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百分百地解答问题，学者应该更加开放，尽量尝试更多方法。如果能结合实验法和其他方法，则更有利于社会学家了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