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批见到这本书的读者。高德老先生抱着它来到我的办公室，我看到他像抱着自己新生的孩子一样露出喜悦的神情。他说，刚刚出版，还有墨香。”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出版座谈会上说。

　　在凡事讲求“短平快”的今天，人们很难想象有这样一部著作：从编纂至出版成书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先后有数百位专家学者、高级工程师和绘图技术人员参与其中，大部分参与者开始编纂工作时还是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如今已步入了耄耋之年。

　　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编纂的这部浸透几代学人心血的鸿篇巨著终于取得重大进展：《图集》第一册正式出版，第二、三册编稿工作也基本完成或接近完成。　　　

　　数百学者卅载呕心之作

　　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国家历史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地图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成就与水平。《图集》中大多数地图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全世界尽管有近80个国家出版了国家地图集，但很少能达到《图集》这样的水平。原因在于多数国家历史不长，缺乏丰富的资料，更缺少根据这些资料研究出来的成果。”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图集》编委及编辑室主任葛剑雄说。

　　1982年，国家百废待兴，人才青黄不接。然而就在这一年年底，《图集》编纂委员会成立，其成员阵容堪称“豪华”：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夏鼐、翁独健……每一个名字在学界都璨若星辰。

　　“这是一项集体性的工作，个人很难完成。”在出版座谈会上，《图集》作者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谈到，没有国家的支持，没有先后数百名参与者默默无私的奉献，要完成如此厚重的学术成果根本无法想象。

　　《图集》中每一个图组的设计和内容的选取，每一幅地图的绘制，都是编绘者不断吸纳最新的资料，多年潜心治学的成果；城市遗址与布局图组更是由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亲历者所绘制。

　　令葛剑雄感慨不已的是，在1982年的编委会成员中，正、副主任委员和一半以上的学者都已去世。“在世的编委中，年纪最大的92岁，最年轻的就是我，69岁。”

　　“由此可见这项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图集》总编纂助理林甘泉说。

　　克服重重困难

　　为了全面反映中国从史前时期到1949年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发展过程，整部《图集》包含了1300幅历史地图和20个专题图组。无论是山川、疆域、政区还是都邑，古今对照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对历史负责——这是每一位《图集》编纂工作者秉持的坚定信念。在30余年的岁月更迭中，他们遇到了太多的困难：条件艰苦，资金一度短缺；《图集》作者散处各地，往往身兼多项繁重任务；许多专家抱病工作，甚至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由于经费紧张，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杜瑜申请去苏州实地考察时，得到的答复是“只能坐硬座去”。他不仅去了，还去了多次，几乎跑遍了苏州的每个角落。正是凭着这股子韧劲儿，南宋平江府（苏州旧称）图被完完整整地复制在比例为万分之一的底图上。

　　当时，担任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谭其骧已年逾七十，还是博士生的葛剑雄不止一次陪同他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图集》编委会议。“冬天就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面的招待所里，条件非常简陋，吃饭要跑到研究所的食堂，他腿脚不便，我要扶着他从后面走到前面；早上起来没有热水洗脸——其实晚上都不一定有热水。”葛剑雄向记者介绍当时的情况说，“从1991年10月谭其骧突然病倒，到1992年8月去世，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我每次跟他讲《图集》的事，很明显他都听得懂。”在谭先生弥留之际，葛剑雄轻附他耳边说：“您放心，我们会把《图集》做好的。”

　　谭其骧病重后，由林甘泉、邹逸麟、高德组成了总编纂助理三人小组，代行总编纂职权。由于工作漫长而艰辛，很多学者没能看到《图集》的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