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为重点，而经济体制改革强调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这里，怎么理解新的历史起点？怎么理解做出这一决定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我谈谈自己的理解和体会，讲几个问题，一是新机会，二是新挑战，三是新失衡，四是新动因，五是新出路。

　　新机会

　　在过去35年的发展中，中国GDP年均增长9%以上，总量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将近25倍（按不变价），占全球GDP接近12%，排在世界第二位。从人均GDP看，1998年实现了一次穿越，从低收入水平向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穿越；2010年实现了第二次穿越，从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向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穿越。根据我们的时间表，预计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将用十年时间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穿越，从GDP增速来看，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到2030年之前，最乐观的估计（考虑到人民币升值），中国GDP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1820年占全球GDP的比重曾经达到34%，比美国2001年峰值的时候还要高，2001年美国占32%，我们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意义有多大，我不敢轻易说，但肯定足够影响世界格局。到本世纪中叶，赶上当代一般发达国家，我们叫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水平、经济结构赶上当代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或者中等水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朝气和吸引力的计划。

　　中国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走到了今天。我们面临一个什么机会呢？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人现代化的梦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我们过去讲中国赶上西方列强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走到今天，不需要几代人，甚至不需要两代人就能赶上了。现代化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就能实现。这里机会有多大，可想而知。

　　新挑战

　　在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很多条件发生了变化。

　　第一、供给变化。过去，生产要素便宜是最大的优势，所以增长方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展开有效的竞争，争取国际上的订单，带动GDP的增长和就业。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生产要素低的优势基本没有了，我们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刘易斯拐点问题、环境约束力度越来越大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方面一系列的问题。这种情况就迫使我们的增长方式必须根本转变，要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拉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拉动增长，否则，从短期看，经济就要严重失衡。为什么？效率提高得慢，成本提高得快，会造成严重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拉美漩涡、东亚泡沫也好，西亚、北非动荡这些国家也好，长期通货膨胀率都在两位数，甚至更高水平，高的时候可能达到100%、200%；但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长期通货膨胀率都非常温和，原因不在于价格管理，而在于增长方式转变。从长期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会使得经济增长在长期不可持续。因此，无论是短期均衡，还是长期的可持续，在上中等收入阶段，生产条件、竞争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求这个国家的增长方式必须转变。

　　第二、需求变化。一个国家在穷的时候需求是旺盛的，甚至是短缺经济，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觉得穷国的企业家非常幸福，幸福在哪儿？他晚上睡觉非常踏实，根本不用考虑消费，根本不用考虑市场，他考虑的就是生产，怎么扩大产量，只要能生产出来，有的是人在排队，有的是人在抢购。虽然钱的绝对量并不多，但相对来说供给更为不足。但是，到上中等收入阶段，需求会从旺盛逆转为疲软，这个时候企业家的这种幸福感就会逐渐丧失。为什么会逆转？

　　从投资需求来看，穷的时候投资之所以增长快，主要是发达国家转移的技术和项目，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人力成本等提高了，发达国家不再转移技术和项目了。这个时候国民收入提高了，储蓄增加了，银行的贷款能力提升了，但是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增长。有效投资增长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个国家独立研发和创新能力。如果独立研发和创新能力弱，银行拿大把的钱在市场上都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找不到有利可图的项目，这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有钱投不出去，投出去的很可能也是搞重复建设，这就会导致泡沫，导致产能过剩。所以，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长期存在一个问题：忽视人力资本，即教育和公民的健康；但凡跨越过陷阱的国家，共同的一条是长期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重视教育，重视大众的健康，体制的提升，而这就是在提高民族、社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