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规模扩张，而是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什么是城镇化？不同学科的定义侧重点不同。目前，我们通常采用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所谓城镇化率，指一个国家中居住在城镇内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言下之意，城镇化率越高，城镇化水平就越高。以此来看，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急速上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26.4%，2000年上升至36.22%，2012年上升至52.6%。20年间，中国城镇化率翻了一番。联合国根据中国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估计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大约在51%左右，即中国大约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镇，其中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2013年7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城市蓝皮书》认为，按照市民化的标准，中国真实的完全城镇化率仅为42.2%，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0.4个百分点。这一数据无疑证实了近十年来国内社会学者对于“城镇化率”与“城镇化”之间关系的普遍质疑。

　　事实上，城镇化/城市化是古典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命题。19世纪末，众多古典社会学家首选的理论视角是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分析路径。基于这样一种分析范式，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以对应传统的农村社会和非传统的城市社会。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劳动分工》中提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开创了另一种城乡类型学的分析模式。“机械团结”是一种以共同的信仰、风俗习惯和仪式等相似性为基础的社会联系，反之，“有机团结”依赖的是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齐美尔在1903年发表了《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从个体的社会心理出发，就城市化对个人的社会心理影响做了系统的考察，探究人类性格如何适应工业化城市的新环境。齐美尔提出了都市生活方式中四种相互关联的关系，即理性化、精于计算、厌倦和彼此间缺乏真情实感。无独有偶，美国社会学家沃思于1938年发表论文《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认为城市是由不同的异质个体组成的一个相对大的、相对稠密的且相对长久的居住地。他反对将人口比例作为衡量城市性的唯一标准的做法。无疑，诸如此类的经典社会学研究都强调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城市化不单单是以人口数量的多寡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与生活方式的乡城变迁息息相关。以此看来，所谓的“新型城镇化”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归或突出了城镇化的社会学本义。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