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寅，吉林双阳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现任教育部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学术分委会中方主席，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华日本学会会长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多项学术荣誉称号，承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评委等多项职务。多年来潜心于日本政治制度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著有《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等专著；《日本对外战略与台湾问题》、《论日本近代家族国家》等论文。主持并参与撰写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多卷本《世界历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剑桥世界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

　　2013年1月，8卷39册1500多万字的《世界历史》（多卷本）发布。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题研究与编年相结合的世界通史类著作，该书表达了世纪相交，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有中国特点的认识世界历史的体系。

　　《世界历史》总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寅更是感慨良多，她在发布会上说：“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它更能够打动一个世界史学者的心，更能诠释作为一个学者的光荣与梦想，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中国梦。”

　　这部著作的意义何在？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我国世界史研究的现状如何？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武寅。武寅以她细致而动情的讲述，为我们揭开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1中国学者撰写多卷本世界史必要且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业内很多学者对这部《世界历史》（多卷本）的问世一直充满期待。请问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我国世界史研究，乃至于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史研究有哪些意义？

　　武寅：近年来，我国在世界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全面理解、运用唯物史观，克服学术研究中的简单化、概念化和公式化倾向，克服“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这部著作有助于世界历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进一步加强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加强中外世界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并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无论是对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世界史学科在国际上占领学术前沿，还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这部书的出版都是很有意义的。从世界史学科建设角度看，撰写和翻译是两个基本内容。总体看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还比较薄弱，重大成果也比较少。因此，这样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大部头世界史著作，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来说，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突破。再加上我目前正在主持的《剑桥世界史》大型翻译工程，这一写、一翻，可以说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做了两项重要的基本建设。

　　从国际上看，我国要想真正成为大国强国，实现文化强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20世纪以来，世界上已有多种“世界通史”问世，但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大型通史类世界史著作。这部著作的出版，表明现在我们已有了自己的多卷本，这对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们的学术话语权，占领国际学术前沿，最终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具有极大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刚才您说，20世纪以来，世界上已有多种“世界通史”问世，但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大型通史类世界史著作。为什么此前迟迟没有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大型通史类世界史著作？

　　武寅：一部大型标志性著作的出版问世，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旧中国贫穷落后，内乱不断；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需要恢复和发展，国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尤其是近些年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迅猛发展，国家对文化建设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对世界史研究来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了较大发展；而整个世界史研究的进步，特别是对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和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争鸣，为世界通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在理论、方法、学术思想的准备和科研队伍的培养上为撰写大型多卷本世界史类著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实际，还是从改革开放后，中国迫切要求深化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来看，中国学者撰写自己的多卷本世界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