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巳正月，20多位专注于 “首尔学”的韩国学者到访南京，与我谈起他们对“北京学”的理解，并不解为什么没有“南京学”的说法。我介绍了“澳门学”，澳门学为中国澳门、北京及葡萄牙、巴西多方学者关注；又介绍了颇具特色的潮州文化以及以“精细”为核心的“潮州学”，潮州学既以国学大师饶宗颐为学术大旗，又在本地与台港地区及海外潮汕话民系中富有现实影响。

　　徽学堪称“地域学”典范

　　然则如首尔学、北京学、澳门学、安东学一类的“学”，其研究对象，都指向特定空间及特定空间里的时间与人，应该就属于本文所谓“地域学”的范畴。但令人尴尬的是，不仅在官方的学科目录中不见“地域学”的位置，“地域学”外人也往往对各种 “地域”之“学”一笑了之。这凸显了我们思考“地域”如何成“学”问题的急迫。

　　某些地域的研究，比如徽州，因为涉及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所以徽州研究的属性，按照现代学科分类难以归属，而将之上升为“徽学”，并且视为综合性的“地域学”的一种，就无疑更加顺理成章。“学”较之“研究”，区别在于“学”的内涵更深、外延更广，至于“研究”而能成“学”，关键在于具备独特的研究对象、发展历史、成果积累、知识体系、理论方法与社会需求。以此衡量，如徽州研究，地域基础在于唐大历五年（770）以来维持近1200年之久的一府六县格局，即徽州府及其所领歙、休宁、黟、祁门、绩溪、婺源六县；资料基础在于大量的历史文献、众多的文化遗存以及通过口述和演唱形式保留下来的丰富的无形文化遗产；学术基础在于百余年来的研究历史与成果积累，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并完善的理论与方法。

　　其实，与“徽学”同属广泛意义上的“地域学”，在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地域特色相对明显的中国，当然还有许多，它们各具学术基础、社会需求、现实价值。比如已成为国际性学问、虽以地域命名然学科性质复杂的“敦煌学”、“藏学”、“西夏学”；致力于研究北京、上海都市及其区域环境共同组成的区域综合体之形成、演化、发展规律，具有较强应用性与综合性的“北京学”、“上海学”。

　　兼顾“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

　　随着中国历史研究的精细化与立体化，各地域特色意识的明朗化，今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地域学”命题。而针对这样的推想，我认为：首先，“地域学”的“地域”，都当以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或者现实中确实存在的 “地域”为基础，即对于选定的或者划定的“地域”进行清晰界定，交代其在相关学科或相关现象方面的依据，然后再致力于探讨确定“地域”的时间过程与内容结构。

　　其次，中国各地“地域学”的提出、建立与展开，不能离开“中国”历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作为重视统一传统的国家，我们在探讨各地地理环境、经济形态、政治状况、文化教育、社会习俗乃至文化心理等方面的 “同中之异”时，不能忘了“异中之同”，因为缺乏了这种辨证的、相对的“同”与“异”的认识，也就没有了坚强的“地域学”的学理基础。

　　再次，如果不以中国的历史过程与空间范围为限定，而言普遍意义上的“地域学”，则一定地域内，自然尤其是人文方面可成体系、相对独特、较为稳定、尚在传承、认同感强的现象，是地域学能够成立的关键；相当数量的历史文献、众多类别的实物遗存以及其他形式的无形文化遗产，是地域学能够展开的资料基础；历史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以及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是地域学重要的支撑学科；具有系统的理论、可以操作的方法、工具意义的术语，是地域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国家与地方、全国与区域、微观与宏观、个性的差异与共性的一致、地域内的历时比较与地域外的共时比较，是地域学需要妥当处理的几对关系。

　　最后，地域学不能仅满足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以及“地方性知识”的描述与建构。体验式的学术研究与应用性的经世致用，是地域学应兼顾的两大方面；成功的地域学，应该能为特定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并且通过与地域经济的互动，形成文化经济，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而言之，若以上述所强调的各点为参照，则“地域”如何成“学”的问题，大概可以获得答案。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