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清华简《说命》的真伪引起热烈讨论，尤其是对失仲“生二牡豕”的理解，产生不少疑议，成为“失仲”故事是否具有可信性的一个关键。
“生二牡豕”当指诞下双胞胎男婴
故事见于《说命》上篇：惟殷王赐说于天，甬为失仲使人……天乃命说伐失仲，失仲是生子，生二牡豕。失仲卜曰：“我其杀之？我其已，勿杀？”勿杀是吉。失仲违卜，乃杀一豕。说于围伐失仲，一豕乃旋保以逝，乃践，邑人皆从。一豕随仲之自行，是为赤■之戎。
这段文字记述天帝将作为失仲氏庸使之人的傅说赐予商王武丁，又追溯当年失仲生子，产下二豕，占卜神谕，勿杀为吉，失仲杀一存一。待到傅说受命伐失仲，所存之一豕不战而退，保失仲流亡，成赤■之戎。初读这个故事，人们难免会有很多疑问：人如何会生“豕”，为何要占卜杀子，未杀之“豕”何以能保父流亡？
对此要先读懂何为“生二牡豕”。据《左传》记载，后夔之子伯封贪婪乖戾，被称为“封豕”，即大豕，可见“牡豕”是形容其子生性顽劣，但失仲之子尚属初生儿，占卜也没有其“生性顽劣”的预言，相反却以“不杀”为吉，所以释“豕”为“顽劣”不够恰当。还有人说，“豕”就是形如猪崽的怪胎，但若如此，婴儿不可能长大，更不可能参与保卫疆土和护送失仲远遁。
从上古民俗或民族学视角考察，“生二牡豕”当指诞下一对双胞胎男婴。以双胞胎为不吉，甚至是妖异的民俗，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所以会通过占卜决定他们的命运；豕多产，以双胞胎异于常人，所以虽为正常男婴，却称之为“豕”，也见于古代民俗。
原始社会普遍存在杀婴习俗
康熙壬寅年间（1662），御史黄叔璥受命巡视台湾，作《台海使槎录》，其中有记：“一产二男为不祥，将所产子缚于树梢至死，并移居他处。”汉代应劭《风俗通义》也记述民间有“禁忌生三子者”，认为三胞胎“似六畜，妨父母”。双胞胎不祥的观念扎根于人类原始时代，在原始民族中普遍存在杀婴习俗。其实最重要的是出于经济原因，在生产力极低、生存相当艰难的原始社会，一个母亲很难将一对双胞胎或年龄差距很小的两个子女养活。
杀婴之俗还涉及原始宗教，列维-布留尔就曾介绍过加利诺米罗人“大概不限于杀死孪生子，他们也不加区分被杀者的性别……杀婴必须在出生后立即完成……如果让婴儿活了三天，他的生命就没有危险了。加利诺米罗人在决定婴儿死活以前是不叫他‘亲生的’。”在一些民族中，婴儿只有举行命名礼后，才算完全的活人；只有举行过成丁礼后，才能在部族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不仅失仲诞下二子，称之为“二牡豕”不足为奇，《尚书·皋陶谟》所载禹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也可以理解了。
这些原始宗教习俗似乎距武丁时期十分遥远，商代后期已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但是，从殷墟卜辞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样习俗的孑遗，例如《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14115、14116从字体和契刻部位看，属于同一块卜甲之折，内容是一组正反对贞：“戊辰卜，王贞帚鼠娩，余子？”“贞帚鼠娩，余弗其子？四月。”《合集》14117占卜时间为次日（己巳），仍由王亲贞同一问题。“余弗其子”与《尚书》所谓“予弗子”相同，《史记·夏本纪》正义对“子”的解释有二：一是因投身治水，大禹顾不上为儿子命名，二是顾不上表达爱子之心。这说明在商代后期的武丁之时，一些初生儿要经过占卜等仪式，才能成为父亲“亲生的”，给予命名或抚养。这过程可能要举行一些仪式和祭祀，如《合集》14118刻辞为“御帚鼠子于妣己，允有龙（宠）”，意思是准备为妇鼠之子举行对先妣的祭祀，以求得到祖先的宠佑。妇鼠不是孤证，卜辞还见“召娥子余子”、“余弗其子帚侄子”、“贞勿御子辟，余弗其子”等一批同类卜辞，而且所见基本上都是王亲贞。
《说命》篇对商代历史的证实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读《说命》可知，所谓“生二牡豕”就是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婴，所谓“失仲卜曰：‘我其杀之？我其已，勿杀？’勿杀是吉。”是失仲亲卜双胞胎命运，“杀之”、“勿杀”，犹如王亲贞“余子”、“余弗其子”；“勿杀是吉”不是占辞，而是讲述者对占辞的概括。
商代对于占卜灵验者，往往加以详细记录，如《合集》14002记某次关于妇好生育的占卜，卜甲正面两条刻辞为“娩嘉”、“娩不其嘉”的对贞，背面记商王武丁的占辞：丁日分娩，嘉；庚日分娩，弘吉；壬、戌二日分娩不吉。从验辞可知：三十一日后的甲寅妇好分娩，诞下一女，这在商代被认为是“不嘉”，由于不是丁、庚之日，证实这次占卜非常灵验，因而在正面卜辞后补刻了占辞和“不嘉，隹女”等验辞，为此还刮掉一个月前刻下的兆序，成为一组不合常规的“犯兆卜辞”。
类似的例子还有《合集》6834，这是一大版涉及武丁伐宙的卜辞，曾卜问自癸丑至丁巳期间，战事是否能取得胜利，王视兆得到神谕：丁巳不要出击，待到十一日后的甲子出击方可得胜。从验辞可知，先是“违卜”，于癸亥发动进攻，没有取得预期战果，癸亥夜至甲子凌晨再发起攻势，终于在甲子日得胜，应验了占辞。同样在两版大龟中部，契刻和补刻了这组卜辞、占辞、验辞，而且为了表示重要，大字填朱、小字填褐，契刻违背常理，不避卜兆，是所谓“犯兆卜辞”，为补刻还刮掉了部分周边卜辞。
殷代还盛行一事多卜，甚至对同一事在数日内连续占卜，这本身就反映出并非事事都按占卜行事，即不乏“违卜”事例，所以失仲“违卜”不足为奇，而对“灵验”占卜的重视和详细记录却启示我们，有关失仲之子命运的故事，很可能也是一个出奇灵验的占卜记录：失仲氏产下一对双胞胎，占卜大吉，但其父却“违卜”，按照传统习俗留一杀一。多年后，婴儿成长为战士，当家国遭遇武丁大军时，邑落陷落，邑人降服，在儿子的保护下，失仲远徙他乡，后成赤■之戎。暗示由于未能全部遵照神谕，致使留下的“一豕”势单力薄，未能组织有效抵抗；而正因为遵照部分神谕，能有“一豕”保护失仲流亡，是不幸中的大幸。正是因为结局印证了占卜的灵验，失仲“生二牡豕”的故事得以流传下来。
凡此皆可证明失仲占卜杀子的故事是可信的，但疑伪者还对其叙事及语法问题提出质疑，如提出即杀一豕，何得二豕——“一豕乃旋保以逝”，“一豕随仲之自行”，然而细读原文，其事并不涉及“二豕”，不战而退和保父流亡不在同时，而是先后发生的，文中两个“一豕”都是存者的代称。
实际上，失仲的故事还有一些和商人早期传说可比附之处，如失仲战败远走他乡，成为“赤■之戎”，上甲灭有易，其君逃亡，“为国于兽”，“名曰揺民”，都是战败者流徙，成为化外蛮夷戎狄之国，这也可以从民族学资料中找到依据。这些都表明今人质疑《说命》叙事语言滞碍之处，正反映了上古真实历史的内核之所以难于理解主要是因时代遥远、语言古朴，因而这不能作为《说命》是今人作伪的证据。此外，在武丁卜辞中，还见有作为国族名的失和失侯，占卜内容有“获羌”、“来羌”，为殷王朝捕获羌人奴隶或人牲；“贡龟”以助占卜；“以射”、“毋多新射”，是提供、训练射手。还有“伐失”、“敦失”等对失用兵的内容，古代社会兵刑不分，又有以地命氏的习俗，所以甲骨文记载与失仲的故事并不抵牾，而证明了商代晚期确有“失”之国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