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趋同的投资方向导致了产能过剩 刘道伟/绘

　　促进粗放型、数量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质量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国人的共识。在此背景下，长期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受到广泛的质疑。但事实上，投资本身并不是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罪魁祸首”，合理、适度、高效的投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投资是稳增长的现实需要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努力释放有效需求，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这不仅是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工作总基调的基本要求，也是在世界经济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各类风险和挑战仍然较大的背景下，巩固国民经济稳中向好、促进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现实需要。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大。“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速为11.2%，消费为18.1%，投资为19.78%，投资不仅从数额上超过了消费和净出口，而且每年的增速都超过了GDP和消费。“十二五”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了50%，其中2010年和2011年分别达到54.8%和54.2%，超过消费的贡献率。

　　就现实而言，目前消费和出口仍难当重任。以国际市场的需求增长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两头在外，发展的进、退、快、慢由人不由己。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贸易急剧萎缩，中国净出口额从2007年的2.34万亿元降低到2011年的1.22万亿元，占支出法GDP份额从8.8%下降到2.6%，重回2011年前的水平。扩大消费始终难见明显成效，由于住房、社保、医疗等各种制度的缺失，各种刺激政策效应较小并不断递减，农民消费低于市民消费，市民消费低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低于资本形成增速始终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现实。

　　从长远来看，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出口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可能自发进行，过剩产能的淘汰，新兴产业的兴起，总是与投资活动密切相关，可以并且必须通过投资方向加以正确引导。同样，投资方向和强度也决定了社会消费品的数量和品质，决定了出口产品的结构和竞争力。某种程度上，投资也是消费，加大投资也是扩大消费的有效实现形式，有专家测算，每100元投资可带动约57元消费，通过扩大有效投资，可以实现投资与消费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协调。

　　因此，投资是经济活动中最基本、最关键的要素之一，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需要继续加大资本投入。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调整投资结构

　　投资要在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克服由于投资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一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投资增长依然主要来自土地城市化的驱动。去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1%，基本与2012年持平，但结构出现了分化，制造业投资相比2012年同期有所下滑，而基建与房地产投资成为投资增长的主力。在货币增速超过实体经济需要、实际利率长期偏低的情况下，巨额资金追逐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使得房地产等部门快速膨胀并出现泡沫。实体经济投入不足，投资未能真正意义上转变为社会生产力。

　　过分趋同的投资方向导致了产能过剩。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以及地方政府的行政利益驱动，往往在某一个行业一哄而上，缺乏对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协调，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过剩产能，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长期性和绝对的产能过剩。传统产业中，2012年钢铁产能过剩达到21%，水泥28%，电解铝35%，汽车12%，有色金属产能利用率由2007年的90%下降到65%。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目前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池产能占全球的60%，风电设备产能3000万～3500万千瓦，而产量只有1800万千瓦，产能利用率低于60%，光伏电池的产能过剩达到95%。2013年一季度全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8.2%，是2009年四季度以来的最低点，建材、运输设备制造、媒体采选业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5%以下。

　　投资主体“国退民进”的格局尚未形成。从投资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往往带有较多的行政属性和非经济因素考虑，而民间投资则更灵活，更高效，也更能准确反映市场的实际需求。虽然近年来随着中央系列政策刺激，民间投资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也还存在“优惠政策看得见享受不到、准入领域想进去进不去、地位平等说得到做不到”等问题。同时，民间资本投入方向单一，主要涉及制造业和房地产等少数领域，金融、通信等新兴服务业进入较少；质量效益有待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相对较弱，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度相对较少，对带动就业的效果相对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