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至5月1日，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举办了“后霍布斯鲍姆时代的历史”国际会议。会议从多个视角探讨了霍布斯鲍姆思想对历史学科发展的影响。如果将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 当作一个分水岭，那么其西方史学研究有哪些突出的变化？本报记者带着这一问题采访了中外学者。
英国社会环境利于霍氏思想诞生
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加雷思·琼斯（Gareth Jones）介绍说，20世纪60年代，社会历史学为学术界开启了一道闸门，让不少学者惊叹于工业革命时期与前工业世界的巨大反差。在这一时期，霍布斯鲍姆正是社会历史学领域的先锋人物，其《原始的叛乱》一书启发性巨大，一方面介绍了乡民社会鲜为人知的历史，另一方面为学界提供了思考前工业化城市背景的新路径。
琼斯说，20世纪50—6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相对薄弱，更为突出的还是其实践性和政治性。霍布斯鲍姆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让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史学接纳马克思主义。
琼斯认为，早年在奥地利、德国的生活经历对于塑造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甚为关键。在目睹了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后，霍布斯鲍姆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进入了终极危机。此后在剑桥大学的学习则加深了霍布斯鲍姆的思想，他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求教于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莫里斯（Christopher Morris）和克拉彭的追随者约翰·索特马什（John Saltmarsh）。但事实上，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大学真正崇拜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理斯·多博（Maurice Dobb），追随多博一方面意味着有机会“认识英国大学中唯一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同时还有机会接触到“英国一位少有的共产党员”。
琼斯说，霍布斯鲍姆思想的诞生与成熟有赖于英国社会的整体环境。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知识分子相对安全，他们的政治思想主张不受侵扰，不像法国的学者受雅各宾民族主义的刚性框架制约，也不必像德国学者一样做出政治选择，更不会像美国学者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和钳制。
“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批英国学者一方面具备马克思主义视角，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史学传统，传承了英国传统文化的经验主义气质，对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对本国历史的叙述，在方法论、解释类别上同样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于20世纪60—70年代发展成为国际史学中一个重要的史学派别。这其中，汤普森的‘道德经济’、‘自下而上的历史’，以及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叛乱’、‘发明的传统’等尤为重要，在新领域的探索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琼斯说。
将史学分析置于全球视野中
西方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即随着1987年《帝国的年代（1875—1914）》的问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改变了西方的史学研究。
如何解读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世界历史的全盘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梁民愫对本报记者表示，就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取向来看，其史学作品的时间跨度和研究内容，最远回溯至17世纪的农民社会政治反抗和18世纪的下层普通民众生活行为等，前近代及近代早期的社会历史分析，重点展现了19世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等近代民族、国家、区域的社会历史，突出分析了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和科技等众多影响因素的演变轨迹。霍布斯鲍姆这段时期的史学研究对象较广，涉及英国、欧洲、亚非、拉丁美洲乃至全球其他地区。
论及世界断代史与世界通史的关联性，梁民愫表示，霍布斯鲍姆的“年代”研究成果，是历史学家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实践与历史建构的系列思考和精神产品，或许一开始他并没有精心计划而系统推进四部所谓的“年代”写作任务。但随着一部部新作的问世，他慢慢地明确自己的史学目标诉求，并在历史写作实践中逐步调整，有意识创建一种关于社会历史的学术思想和解释体系，形成了关于近代以来世界整体社会历史或世界历史的宏观考察构想及其历史表现。因此，从历史发展的时代条件和史家著述的个体选择关系的角度说，霍布斯鲍姆的“年代”研究实践、叙述风格及其著作体例，可以非常方便地使读者将其作为自成体系的世界断代史或单独著作来解读，又成为后来者整体考察其史学思想体系的最好蓝本。
梁民愫认为，从这些“年代”涉及的所谓“双元革命”、“民族与民族主义”、“区域文化”、“国家政治”和“世界文明”等重大主题、历史进程和思想观念来看，霍布斯鲍姆的有关论说和整体社会历史解释模式，无疑成为国际史学界关于“革命史研究”向“社会史研究”转向、“文化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结合的重要范式转变。例如，在史学实践中，霍布斯鲍姆在《工业与帝国》等著作中，运用大量的事实材料和史学的解释方式，阐明了英国开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之先，而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工业革命为标志，人类社会分成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阶段的历史演进。
美国密歇根大学当代史教授杰夫·伊雷（Geoff Eley）对本报记者说，“霍布斯鲍姆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从20世纪50年代至其去世，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都占有重要位置。马克思主义史学致力于书写普通人的历史，无论工人、工匠、农民，力图捕捉社会的全部风貌。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年的欧洲）》中提出了‘双元革命’，即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将之视为产生现代世界的温床。在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及随后的《极端的年代》中，他积极地将史学分析置于全球视野中，这在他的其他论著中也有所体现。”
对世界历史体系进行史学构建
在论及霍氏思想的先进性时，梁民愫表示，霍布斯鲍姆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史学价值关怀，完成了一种对世界历史体系的史学构建。霍布斯鲍姆通过具体而微、宏观而巨的史学实践方式和历史表现形式，呈现了其整体社会史的世界历史图景和社会历史运动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宏大叙事与微观分析的结合。既有对大事件、大发展和重大变革作出的宏观叙述，如关注现代化进程研究（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工业化研究（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市场化研究（小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也有关于社会生活状况的描述和基层社会史的研究，如社会下层生活方式、妇女、家庭和社会团体、社会盗匪和农民问题、劳工阶级的斗争方式、文化意识和心理思想等，这些都是宏观下的微观叙事分析。
其次，“自上而下看历史”和“自下而上看历史”两种史学分析视角和阶级理论方法的结合。在资本主义世界史体系研究中，既有重视上层精英阶层引领的社会历史重大变迁和重大事件的分析，也有关于下层社会阶层参与改造社会历史状况的描述。有百年革命等政治军事变革的历史解释，也有意识形态和文化科学艺术等层面的历史叙述。
最后，史学传统实证研究方法与新史学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从事史学研究的立场，撰写史学著作的辩证方式，应始终关注和表现的态度是，一方面要利用系统实证阐述方法，另一方面又力求避免叙述过程只是将已知的事实做一番陈列式总结。研究并非是叙述何时何地发生何事，而是要对事实进行归纳，对社会历史作整体的分析与综合。
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现代史讲师扬·鲁格（Jan Rüger）认为，时至今日，霍布斯鲍姆论著中的很多话题仍具有强烈的现实相关性，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即当今学者如何在后霍布斯鲍姆时代继续进行解读过去的工作？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告诉本报记者，“社会和经济在过去如何运作？如何比较这一运作？我想是后霍布斯鲍姆时代史学家遇到的较为普遍而关键的难题。这里提到的‘过去’不仅是距离今天不远的过去，还包括更为久远的历史。”
伊雷则认为，“后霍布斯鲍姆时代，历史学家面对的关键挑战有两方面：一是着重将当代的环境灾难历史化，深化对于气候史的研究；二是将社会史与文化史更为有机地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