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一个综合系统，它包括许多子体系，朝贡体系只是其中之一，对明治维新以来的中日关系就缺乏解释力。实际上，甲午战争后的中日关系也通常被看作是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之争，具有明显的海陆体系特征。
地理空间塑造海陆不同特点
判断一个体系是否具有海陆体系的特征，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主要国家各自的地缘属性，二是战略文化特质，三是发生互动的地理空间。中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却主要是大陆国家，历史上国土防御的重点也一直在北方；日本则是欧亚大陆边缘的岛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中国一直是以天朝自居的大国，而日本则日渐接受西方国家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与扩张主义理念。中日交往的主要区域是现在的东北亚地区，是地缘政治的“连结带”，在中日两国各自的具体战略中具有不同的意义。由此，中日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海陆冲突。
在明治维新前，中国是东亚的核心国家，拥有强大的陆权。而日本国内的幕府政权日渐风雨飘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限制对外交往。并且，当时世界范围内的航海技术发展水平也尚不足以完全克服海洋的屏障，因此虽然日本早有侵略中国的企图，但历次对东亚秩序的挑战都被中国击败。
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脱亚入欧”口号，开始接受西方的近代国家关系概念和国际条约体系，建立起自己的近代体制，并形成“失之欧美，补取东亚”的对外关系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加快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扩军备战步伐。1890年，时任日本政府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标志着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经过长达20年的酝酿和修正最终形成。所谓大陆政策，其基本内容是：首先侵占朝鲜，获得扩张大陆的跳板，然后侵占中国东北，进而扩展到整个中国，获得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形成与列强对峙的局面。日本由此开始了其对中国及整个东亚地区的全面侵略扩张，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甲午战争就是这一政策的最直接结果，此后的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及全面侵华战争，都构成其大陆政策的延续。
海权消长决定中日关系逆转
反观中国，明清两朝始终未能看清发展海洋权力这一不可抗拒的时代大潮。1888年，北洋舰队组建后，在东亚事实上处于优势地位，然而清政府认为海军发展已经到了“用之自守尚有余”的地步，停止了发展海军的进度，国家战略的南辕北辙以及海权的此消彼长在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的逆转。明清时期的中日关系代表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会碰撞，相比于朝贡体系，海陆体系更加直接而有力地塑造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从地缘政治的基本理论来看，陆海复合国家多处于海陆势力的夹击之下，面临战略方向选择上的两难和双重易受伤害性。当然，海洋国家同样有其成为体系大国的根本缺陷，尤其是当它面对一个庞大的陆地空间时。从历史经验来看，东亚地区确实是陆权和海权两大地缘政治权力中心相互作用的交换部位，两大势力对其交替影响，互相争夺，各有得失。在当前国际体系变迁的情况下，基于海陆体系对国家间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互动的思考就仍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原标题：明清中日关系的海陆体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