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回顾和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对于发展好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之间的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进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7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办的“一战和二战历史回顾：教训和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球18个国家的20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研讨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和启示。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和背景”“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叙述”“两次世界大战与世界格局演变”“两次世界大战的启示与世界和平发展”等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本版特刊发与会部分学者的发言摘要。

　　两次世界大战与日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武寅

　　在分析今天的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格局的走向时，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那就是日美同盟。早在一战爆发前，日美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变得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是围绕在华权益和地位问题，两国立场截然相反。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独霸和排他性的，而美国则坚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不承认日本所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日本以日英同盟为借口，派兵参加一战，趁列强忙于欧战的机会，攫取了德国的在华权益和德属南洋群岛，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趁机一举确立其在华地位，扩大其在华权益。美国对日本疯狂的在华扩张行为早已不能容忍。一战结束后，美国势力重返东亚。1922年，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联合列强势力，对远东问题进行总清算，其主要目的在于对日本进行反击。在以美国为首的列强联合进攻面前，日本不得不大幅度后退。不但退出了一战期间掠取的大部分在华权益，而且对其明治以来一直推行的武力扩张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与列强保持一致的所谓“协调外交”。

　　日本之所以在美国的反击下做出重大让步，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对海外市场美国的高度依赖。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改变了日美经济关系赖以生存的国际环境。日本经济出路何在？此时的日本将魔爪伸向中国，决定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使其成为日本稳定的资源和原材料供应地、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市场，同时作为战略要地，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也为进一步夺取东亚霸权打下基础。日美经济关系的破坏以及日本的应对之策，彻底激化了日美矛盾，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步步升级，不可调和的日美矛盾最终引发太平洋战争。日美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远东战争策源地形成的主要动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通过《旧金山片面媾和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把日本牢牢地拴在了自己的战车上。这两个各自打着自己算盘的竞争对手，在二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开始了新的较量。这也反映了日本近代以来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通过与某一强国结盟，去实现靠一己之力根本无法达到的重大目标。所谓日美同盟，从来都不是要共同去实现一个目标，而是都想借对方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两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徐蓝

　　世界大战是20世纪前半期留给我们的时代印记。今天，当我们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来审视这两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时，我们发现它们在起源上不仅存在着共性，更有着极为不同的个性。两次世界大战在起源上存在的第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根源于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交战双方都把整个世界作为其争夺的自然边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列强之间的一场世界霸权争夺战，是一场帝国主义之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帝国主义国家的极端形式——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日本来说，这种争霸世界的帝国主义目的更为明显。两次世界大战在起源上的另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是民族主义在英法等西方国家恶性发展的结果。这些国家以为本民族“谋利益”和“传播文明”的名义，对东方众多弱小与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殖民扩张、侵略和掠夺，从而对整个世界进行瓜分，建立起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随着19世纪的逝去，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蜕变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并给人类带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这种蜕变的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进一步发展，进一步与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意大利法西斯极权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法西斯国家体制，并最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又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密切相关。首先，凡尔赛体系是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床。它所规定的德国及其盟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的条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导致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矛盾的加剧。其次，20世纪30年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绥靖政策，是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前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残酷性，使战后欧美的反战与和平运动高涨；但是和平运动的绥靖化趋势，也为绥靖政策的形成和顺利实施奠定了思想与社会基础。我们希望，对两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比较研究，将会使我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

　　《开罗宣言》与二战后中、俄、日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吴恩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1943年11月22日—11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并共同发布《开罗宣言》。《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日本亦将被逐出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虽然苏联没有出席开罗会议，但在把《开罗宣言》内容报给斯大林时得到他的支持，因为苏联认为日本利用俄日战争攫取了本属于俄国的土地。这个条约为日后苏联夺回萨哈林、千岛群岛等岛屿奠定了法律基础。另外，《开罗宣言》还写道：战后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这里就包括钓鱼岛应该归还中国。根据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德国波茨坦开会发表的对日本公告《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盟国）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开罗宣言》奠定了二战后关于日本一系列条约的基础及战后国际格局特别是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基础，对《开罗宣言》的认识和落实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后来的《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中，1947年盟军占领下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等等，都反映了同盟国的意志以及深受日本侵略的亚太地区各国民众的诉求。但近年来随着钓鱼岛主权斗争激化，日本右翼否定二战成果的浪潮日趋高涨，如修改宪法、否定侵略战争罪行等。在国际上一些人看来，中俄日围绕钓鱼岛、南千岛群岛的争端似乎只是中俄日几个国家之间的事情，一些东南亚国家忘记被奴役的历史教训，坐山观虎斗，甚至为虎作伥。实际上这是日本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成果，谋求重新成为军事政治大国，从而主导东亚政治的表现；这是美国重夺亚洲霸权、借助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部署。这将给亚太地区和全球国际局势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日本重建军事强国的野心理应引起亚洲各国和世界人民的高度警惕，防止绥靖主义重演。

　　战后初期日本的领土政策：对盟国的抵制与索取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胡德坤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签订了《关于日本的协定》（《雅尔塔协定》）；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布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1946年1月29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具体规定了日本版图的范围，即“日本国土是以四个主岛及其邻接之约1000个小岛、对马岛及北纬三十度以北之琉球（南西）诸岛（不含口岛）构成”。可见，按照盟国的规定，无论是中国的钓鱼岛，还是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群岛，还有小笠原群岛，都不是日本领土。这是建立在反法西斯战争基础上的国际法，它集中体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

　　从1945年日本败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日本虽然在投降书中向全世界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但却千方百计地抵制盟国剥夺日本侵占他国的土地。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冷战升级，使反法西斯阵营发生严重分裂，美英同苏中之间从盟国变成了敌国。日本充分利用这一形势，投靠美国，再通过美国实现领土目标。日本一再向美国表示，愿意加入西方阵营，同美国一起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乘机向美国索要已被盟国剥夺的土地。为换取日本对冷战的支持，美国先将中苏从盟国变成了敌国，又将日本从敌国变成了盟国，不惜排斥中苏，违反盟国的共同规定，通过片面对日媾和承认日本对已从日本剥离的联合国托管地小笠原群岛、琉球群岛等地有“剩余主权”，为日后美国私自将这些托管地交给日本做了铺垫，同时也为日本与中国、俄罗斯、韩国领土争端埋下了伏笔。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公然向盟国索要土地，其根源在于日本政府不甘心接受盟国的惩罚，甚至鼓吹“侵略有功论”“侵略合法论”，这些荒诞的观点至今在日本右翼中还有市场，而安倍政府也还在用这种思维处理同邻国的领土争端，实在可悲。

　　半个世纪中的两次较量——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的比较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少将 曲爱国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曾经在半个世纪中与日本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即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和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这两次战争均由日本发动，中国是被侵略国，两场战争的结局对中日两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甲午战争，中国清王朝遭到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则依靠从中国掠夺的赔款和财富迅速崛起，扩张野心也不断膨胀，到20世纪30年代再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走上了谋求亚洲霸主和世界霸权的侵略道路。抗日战争，中国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并肩作战，最终战胜日本，取得了伟大胜利。

　　中国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在抗日战争中胜利，原因众多，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两场战争的战争主体、战争指导和战争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第一，甲午战争时，偌大的中国犹如一盘散沙，始终无法形成合力抗战的局面，对日战争成为清廷的战争；抗日战争时，面对亡国危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成了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第二，甲午战争时，清政府始终没有形成明确的战争指导方针，更无统筹全局的战争规划，所有举措都是应急之策；抗日战争中，中国在战争指导上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持久战。在长期的战争中消耗敌人，逐步改变力量对比，最终夺取战争胜利。第三，甲午战争中，清王朝只是依靠陆海军部队进行常规作战，完全没有发动游击战争的意识和能力，致使本土作战的优势无从发挥，始终无法摆脱消极被动的局面；抗日战争中，中国不但动员全国军队进行规模庞大的正规作战，而且组织人民群众展开了全民性游击战争，书写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崭新篇章。这些因素促使两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都截然不同。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一段血泪史、屈辱史，中国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而抗日战争则在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争取独立自由史册上镌刻下可歌可泣的一页，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书写出饱经沧桑的一章，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对一战和二战期间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回顾：教训与启示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教授 谢文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马来亚和新加坡两国都处于英国统治之下，被统称为“英属马来亚”。1957年，马来亚获得独立，并于1963年与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统治下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经受了长期的经济衰退。但总体而言，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避免了重大的伤亡和战斗。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两个多种族社会的人民则承受了更多的人员伤亡、经济困难乃至大破坏，其苦痛程度要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军队在1941年12月8日向马来亚突然发起军事进攻，与日军入侵香港、菲律宾以及空袭珍珠港同时进行。此前，日本透过与法国维希政权的协议，已经令一部分军队在印度尼西亚登陆。此外，日军还进入泰国南方，发起对马来亚的突然攻击，为此而触怒了泰国政府。在攻陷马来亚之后，日军又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以及南太平洋诸岛屿，甚至还对澳大利亚北部发起进攻。在日军对马来亚和新加坡最初的进攻及占领期间，两国人民遭受了暴行、压迫、严峻的经济困难和食品短缺以及生命财产损失。在一场持续67天的战斗中，日军击溃了英国政府军的防卫，占领这两个国家达三年半之久（1941年12月至1945年7月）。数千名英国士兵阵亡、被俘、被拘押和受到拷打，或者作为战俘死于集中营。

　　日本军政府对这两个国家内的三个主要族群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日本人对大约5万名华人进行了被称作“肃清”的血腥屠杀，展现出了种族仇恨，并以其他严酷和惩罚性的手段对待华人族群。本着分而治之的政策，日本人对待马来亚当地人和印度人的手段要稍好一些，因此也加剧了种族间的紧张态势。他们从这两个族群中招募志愿者，进入日本人支持的武装力量中。比如，马来人进入警察队伍、地方民兵组织和马来亚国民军，印度人进入印度国民军。尽管后来（尤其是当马来亚北部的四个州被移交给泰国时）马来人中出现了对于日本人统治的醒悟、不满和反抗，但对日本人更大的抵抗还是来自华人族群，他们中的许多成员加入了英国人支持的游击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对这两个国家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人民来说，日本占领时期是黑暗和恐惧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经受了早期西方殖民主义的奴役，二战的结束标志着希望的开始，使其通向了民族解放和自由之路，在之后的数十年里，两国相继成为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

　　一战教训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宏毅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世界许多国家都在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并对一战爆发的根源和教训做了多方面探讨。欧美一部分政界人士和学者把一战根源归结于“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等于战争”。其实，一战的真正根源恰恰在于，西方列强为争夺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19世纪末，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后起的德国在世界基本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向英法等国家“要求阳光下的地盘”，从而最终导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恩格斯曾经指出，“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影响力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恩格斯的预言在1914年—1918年的大战中几乎全部得到应验。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并没有做出大战有可能得到防止的预言。那是因为，当时并不存在防止世界大战爆发的力量和可能。在一战爆发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从大战中吸取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大战爆发的原因，决不能轻视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霸权主义政策。

　　人们在总结一战教训时，常常谈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抗，甚至爆发战争。以中美关系为例，由于中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美之间战与和的关系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的。首先，不能不看到中美之间确实存在可能引发冲突乃至战争的潜在因素，美国是不会甘愿放弃超级大国地位的。但是，在当今世界形势下，中美可能避免军事冲突和大战的因素也在增加。中国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给予发展中国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帮助，这符合五洲四海人民改善生活的共同愿望。在与美国关系上，中国坚持发展中美间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维护和平的“正能量。”

　　日本右翼势力眼中的国家观与战争观

　　——《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对今天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高洪

　　1995年，人类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人们反思过去不幸的历史，期待世界走向和平、安宁、繁荣。然而，在日本却是另一派景象。一方面，以村山富市首相为代表的进步力量积极准备发表旨在反省侵略战争的道歉讲话；而保守政治势力在右翼的鼓噪、推动下蠢蠢欲动，形成了反对村山讲话，歪曲近代历史，进而美化“大东亚圣战”的逆流。一时间，右翼文人、右派政客、极端民族主义者汇集在一起，以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为核心推动20场历史演讲及大规模讨论，最终形成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该书一经出笼，立即在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左中右派间展开了尖锐对立的批评和辩论。极右势力借此机会充分展示了多年以来深藏不露的心声——鼓吹“大东亚圣战”的合理性，本末倒置地把战争受害国的反抗说成战争起因，否认日本作为国家整体的无条件投降，全面否定远东审判，种种肯定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道路的言论甚嚣尘上。此后，这部集右翼历史观点于大成的作品在日本政界，尤其是保守政党内部的少壮派群体中广为流传，甚至被很多“政治新星”奉为圭臬，成为他们解读近代历史、认知日本国家道路的规范尺度。

　　众所周知，今天的安倍政府在政治右倾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不断歪曲历史事实，以此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美化侵略战争历史。其实，安倍及其党羽近年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其御用的右翼文化人也未拿出什么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从安倍本人早年积极参与炮制《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到他今天否认“慰安妇”存在、大讲“侵略无定义”、憧憬往昔日本的辉煌等等，均可以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中找到其滥觞。可以说，恰恰是在该书的影响和指导下，安倍晋三形成和完善了他自己“实现强军——修改和平宪法——毒化社会政治环境——篡改历史”的政治逻辑，构筑起所谓的“一个强大的美丽日本、一个优秀的大和单一民族、一种纯粹的日本语言、一亿血统纯正的日本国民”的安倍版“日本梦”。

　　我们今天重读《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对于认识把握日本右翼的错误史观和思想脉络，解读安倍政府的政治、外交，乃至国家战略走向极为必要。历史是一面镜子，还原其本来面目，辨明是非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政治性课题，因为捍卫历史就是捍卫和平，当我们面对一个不断歪曲历史事实、极力颠倒历史是非的政治、外交对手时，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