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它的本质要求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党前无古人的创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不是简单的生态环境保护，它是一个涉及多维度、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必须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过程。就生态危机本身而言，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也不能从现象到现象，要从其产生的根源入手，只有消除其产生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个问题。因此，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不仅关系到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更是人类和谐社会得以建立和永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动物、植物、阳光、空气等组成的、互利共生、环环相扣的循环链条。人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一个链条，其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界，其生命过程服从于自然规律。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愈不可能存在了。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又是自然的最高级产物，通过劳动实践这一纽带，实现人类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作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存在物，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人类是具有调整和控制能力的一切自然物的主体，自然界是人类改造和认识的客体。人类通过劳动实现的“物质变换”过程，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使自然物发生变化，而是要在自然物中实现着自己的需求，是有意志、有目的的。

　　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一种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自然关系，而且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生态危机的发生就其实质来看，是人类为了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自然资源展开无止境的索取和争夺，进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生态危机的社会伦理根源探析

　　透过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发现，生态危机包含着社会危机，它所反映的是由人改造自然的行为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被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自然价值在人们之间、这一部分人与那一部分人之间、前代人与后代人之间进行的分配关系。因此，生态危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伦理根源。

　　技术理性的扩张使人类放弃了对价值意义的探求。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人类的唯一追求，科学技术充当了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正如学者马尔库塞所讲，人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在单向度的人眼里，只看到了技术眼前的、利己的价值，而对技术长远的、全人类的价值却视而不见。这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无节制的索取与消耗。当今，大气污染、沙尘暴、水荒、物种灭绝等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就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这就是说，人的生产活动有两个尺度，即“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所谓物的尺度就是指物质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和本质属性；人的尺度就是依据人自身的性质、特点以及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内在需要、现实能力而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因此，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一要遵循“物的尺度”，掌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第二要遵循“人的尺度”，恰当地认识自身，合理地提出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形成正确的价值追求，进行适当的实践活动。正是“人的尺度”规定了人类实践活动的价值合理性。同理，科学技术的现实可选择性，主要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的技术可行性——技术的可行性只是提供一种客观前提与基础——关键在于其价值的合理性，它应当是真与善的统一，而这恰恰是我们所迷失的。技术理性的扩张导致价值意义的缺失成为生态危机的伦理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