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改革与发展主编论坛”会场
编者按
在我国人文社科期刊中，综合类期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目前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改革发展亟待破题。近日，全国社科规划办委托华中师范大学在武汉召开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改革与发展主编论坛”。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60多家综合类学术期刊主编，以及《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和相关学术评价机构负责人参加此次论坛，与会专家集中研讨了学术期刊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并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建议。现选取5位专家的发言摘录刊登。
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与融合发展
前不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尽管与新媒体融合更多地指向传统新闻传媒，但作为学术主要传媒的学术期刊并不能自外于“传统媒体”。换言之，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在国家战略层面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与新闻传播领域新媒体发展快、传播广，直接威胁到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有所不同，在学术传播领域，仍是学术期刊一家独大的局面，在当今的学术体制特别是评价体制之下，传统学术期刊的地位似乎仍不可动摇。但是，新媒体的挑战已经到来。一些随笔、评论性的学术文章乃至长篇学术论文的网络链接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广泛传播，迅速改变着学术传播的面貌，彰显出学术新媒体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我们不妨从技术角度大致勾勒学术新媒体的若干特征。其一，学术信息的传播更为迅捷。互联网彻底改变了纸本时代从中心到边缘的纵向传播模式，实现了横向的共时态传播，传播不再有任何物理障碍。其二，大量学术信息的聚合（大数据）构成了开放的公共学术平台。在这个大平台上，传统学术期刊已无法独立存在，传播的单元已从期刊变为单篇论文。其三，为改变巨量信息聚合而导致的无序状态，学术期刊将以新的形式呈现，那就是学科或问题边界清晰、组合灵活的个性化期刊，并形成有序组合的期刊体系。
尽管前景诱人，但与新闻领域相比，学术新媒体尚不能独立存在，故传统学术期刊可以直接向新媒体转型，辅之以与新媒体融合发展。
数字化无疑是学术新媒体的基础，但时至今日，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进程仍然举步维艰。
瓶颈之一是陈旧的观念。在将数字传播的权利授予中国知网等期刊数据库后，学术期刊仍固守着原来的理念和地盘，严格按照传统的模式按部就班地编辑和出版，观念上几无改变。然而，在学术期刊以外的世界里，互联网带来的传播技术、方式和渠道的变化正在导致整个生产流程的改变，与此相伴随的是观念的改变——历经了从数字化生存到互联网思维的发展变化，不断发酵膨胀，深刻地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观学术期刊界，作为互联网思维最好体现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平台始终没能产生，不能不说是与互联网思维格格不入的陈旧观念所致。
瓶颈之二是僵化的体制。学术新媒体难产的原因还在于其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是必须为体制所承认。传统学术传媒向新媒体的过渡，或者新媒体的产生，都需要有新的期刊体制的支持。换言之，只有期刊体制为新媒体的诞生开辟出通道，新媒体的产生才是合法的；期刊体制即使不能催生，至少也要能容纳新媒体，新媒体才能脱颖而出。
瓶颈之三是资金的匮乏。近20年来，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新产业可谓风生水起，在将新颖的创意付诸实施而取得空前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巨额资金的支持，这些资金多来自风险投资。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与融合发展同样需要巨大资金，但学术传播的公益性质使它很难成为赚取巨额利润的产业，争取风险投资的可能与其他互联网企业无法相比。加之囿于政策限制，目前能够投入资金的只能是政府。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国家社科基金给予学术期刊一定的资助外，尚无新的来源。而仅靠这一资助，对于实现新媒体转型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瓶颈之四是人才的困境。回顾互联网短短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事业，许多成功的互联网人士，他们起步之初，都还是青年。然而，在今天的期刊体制和人员结构中，掌握期刊命运的多不是年轻人。由于年龄和知识结构的限制，他们对互联网从观念到技术、模式和平台都有难以克服的隔膜。
要突破以上瓶颈，需要更新办刊观念、改革期刊体制、加大资金投入和选拔合适人才，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固然需要有精细的顶层设计和积极的底层响应，但更需要一个合适的突破口或切入点。国家社科基金对学术期刊的资助可以视为学术期刊新媒体转型与融合发展的良好契机。尽管资助时间不长、数额有限，但足以开启转型与发展这一艰难的破冰之旅。国家社科基金通过资助，已经聚合起了200家优秀学术期刊，这是最为可贵和重要的基础。当前，国际学术传媒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平台之争，如果能够整合200家期刊的优质资源，运用数字技术，建立合作模式，开发开放平台，创新期刊体制，争取更多资金，那么，学术新媒体也就呼之欲出了。
破除学术评价对期刊发展的不利影响
当前我国学术评价存在诸多问题。急功近利以及学术“大跃进”是造成学术评价机制混乱的重要原因，而社会上各种大学排名、学科排名等诸多因素，更是将这种不合理的评价机制推向极致。在学术评价体系中，期刊本身既是对学术的评价，也是别人评价的对象，处于一个非常重要但又非常尴尬的地位。
最常见的期刊评价是人为地将学术期刊分为三六九等。尽管有学者及期刊人对这种现象有所批评，但仅限于表象而缺乏深入探讨，导致出现学术期刊评价基本由外行主导的状况。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评价机构仅仅是数据提供商，基本不具备学术期刊评价的能力。学术期刊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只有学术同行或学术期刊共同体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目前专门从事评价研究工作的从业者多是计量学或图书馆学专家。因此，当前我国期刊评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文献计量学越位，而科研管理不到位，期刊界更是缺位。二是各种二次文献变相充当了学术评价的角色。现在很多期刊栏目设置、论文选取等，就是为取悦二次文献机构；有些二次文献或故意迎合期刊口味，或与期刊进行私下交易。实际上，随着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和便捷化，某些二次文献的价值已非常有限，评价作用更有限。三是各科研单位的奖励期刊目录，也变相成为了评价指标。几乎每个学校都有一个期刊分级表，老师只有在学校规定期刊上发表论文才能评职称、拿津贴，学生只有在学校规定期刊上发表论文才能顺利毕业，使得师生们往往仅盯着这些期刊投稿。
需要强调的是，绝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尤其是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都是一种解释性或价值性学问。这些学科的特点非常鲜明，诸如论证过程不易计量，结果难以用统一标准评价；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且短时间内看不出其价值和用处；个性化特征突出，很多学术成果很难得到学术同行的认同。这些特点决定了对人文学科学术价值的判断，不宜采用量化标准。当然，对人文学科学术期刊的评价也不宜采取量化标准。但实际上，目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评价主要采用影响因子等量化方式，已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造成了伤害。
对于专业期刊来说，不同学科专业期刊的影响因子差别巨大。对于综合性期刊来说，偏重人文与偏重社科的期刊影响因子差别也非常大。一般而言，以历史、文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引文半衰期在10年以上，而社会科学学科的引文半衰期大多在2.8-3.8年之间，几乎相差3倍。以《经济研究》与《历史研究》为例，前者复合影响因子达9.831，而后者复合影响因子仅0.954，相差整整10倍，但两者质量相差10倍吗？同理，笼统用影响因子来评价综合性期刊是不合理的，因为侧重发表社会科学学科文章的综合性期刊，影响因子普遍高于侧重人文学科的综合性期刊。
要想对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进行科学评价，一是要克服目前学术评价机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20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经历了西方现代各种学术思潮的冲击和影响，这其中科学主义对我国学术思想界的影响不可低估。有学者指出，今天在中国影响最大、最能体现启蒙心态的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求真，力求拓展知识的新领域；而科学主义则是一种工具理性，认为科学高于一切，使得人们常常套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评价人文社科研究的过程及成果。这种做法会扼杀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性。二是对期刊进行真实的评价，改变“以刊评文”的不正确做法。“以刊评文”既破坏了学术评价应由学术同行来决定的基本规则，也破坏了期刊评价应由期刊同行来评价的基本准则。三是学术期刊同行应该关注、研究学术期刊评价问题，建立学术期刊共同体，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综合类期刊如何生存与发展
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本世纪初就引起了期刊界的关注。十几年来，综合类期刊是否将被专业期刊取代的讨论虽然尚无定论，但持专业期刊优于综合类期刊的观点一直占上风。面对“学术期刊专业化”的呼声，有必要探析综合类期刊的发展前景。
综合类期刊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占比高于专业期刊，是中国学术期刊不同于其他国家学术期刊的特殊情况，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现行的期刊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决定的。与国外学术期刊大多由基金会主办或由出版商与学会合作出版、市场化运营机制，且以专业期刊为主的情况不同，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主要由各高校、科研机构主办，实行的依然是单位制的管理体制，办刊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综合类期刊为数众多且规模微小。这种学术期刊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虽饱受诟病，但在当下也有其合理的一面，至少保证了期刊生存必需的办刊经费，满足众多的发稿需求——虽然这种需求大多并非源自学术自身发展，而是源自现行的量化管理和评价体系。在现行的量化管理和评价体系下，任何学术机构、学科背景的人无论是博士毕业、职称评定、项目申请、奖项评审等，均需一定数量的公开发表的文章。期刊主办单位出于兼顾各学科的需求平衡的考虑而首选创办综合类期刊。由于学术期刊属于稀缺资源，庞大的需求量催生为数众多的综合类期刊就不足为怪了。
当代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一方面表现为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学术研究越来越专，以至于相当一部分专家仅熟悉自己研究的问题，稍有超越便不甚了解；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学科综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学科间互相借用研究方法，视阈融合已是常态。
学术发展的自身要求使得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凸显，跨学科、交叉学科日渐兴起。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探索人脑或心智工作机制的前沿学科——认知科学，即是一个由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神经科学六大学科组成的学科群。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复杂性，也使得单一学科难以应对。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情况更加复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仅靠任何一个学科单枪匹马作战，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比如“社会公正”问题，就需要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联手共同探讨，才有可能真正推进问题的解决。因此，无论是学术自身还是当下现实，都对学术的跨界、交叉研究有迫切的需求。这实际上为综合类期刊开拓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跨学科研究是当代学术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同时，跨学科研究难度较大，不仅要求研究者问题意识强烈、视野开阔，有能力进行跨学科研究，也要求办刊者善于组织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共同探讨一个公共话题。但是，目前综合类学术期刊的现状并不如人意，大多数期刊定位不清，选题、内容低水平重复，刊物风格千篇一律现象严重，学术信息分散、不易查询收集困扰着研究者，加上网络期刊和期刊国际化的冲击，可以说，其发展前景危机重重。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期刊管理部门和期刊主办者面临的共同问题。
与综合类期刊相比，专业期刊具有类聚性优势，更容易聚集某个学科的专家对该学科相关问题进行专门探讨。专业期刊提供的专门平台集中展示该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便于研究人员查询相关信息。但是，专业期刊的优势同时也是其局限：专业期刊学科单一化，难以进行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的组织刊发。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专业期刊、综合类期刊各有用武之地，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优势互补、取长补短的关系。无论是综合类期刊，还是专业期刊，其发展的关键是要发挥好自身优势，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学术期刊要强化创新意识和问题意识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的特点，是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地位决定了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必须承担起其基本职责，发挥其应有作用。
首先，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要强化创新意识，推动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严峻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就需要有新的思想、新的办法、新的对策、新的思路、新的视野、新的见解，这些都需要理论的创新，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创新。为此，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在选用、刊发学术论文时，需要着力发现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学术观点、分析框架等方面有创见的论文，让这些有创新性的论文通过期刊这个平台传播出去，推动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
其次，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要突出问题意识，注重刊发能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产生作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能真正解决复杂的问题，就必须建立起本学科基本的范畴和学理，否则只能是就现象谈现象，用形式主义的“新八股”、“洋八股”来说明一个大家都熟悉的问题，或者用过度数学化的手段代替理论和思想的研究与深化，偏离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把握，那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因此，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必须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选用、刊发的论文应力争做到“现实性”与“深入性”、“学理研究”与“对策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唯如此，才能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起成为有力的“两翼”，促进经济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推动学术创新与服务社会发展作为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两个基本职责，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一方面，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源泉，没有学术的创新、理论的创新，社会发展就会缺少前进的动力，学术研究就无法对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理论性的支撑。另一方面，学术创新不能与世隔绝、脱离社会、纸上谈兵，而是要立足社会现实，服务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具体到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办刊工作，就需要在栏目设置、选题策划、选用文章时围绕问题意识，不断创新。
首先，在栏目设置上要打破学科界限，以问题为中心，针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问题设置专栏，组织学者展开讨论。根据问题设置栏目，有助于推进对涉及多学科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性、跨学科研究，促进分散在不同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为优秀的创新性成果的诞生创造条件。
其次，在选题策划时要围绕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研究课题，特别是具有时代性、现实性的重大问题，精心策划选题、组织论文，请权威专家发表论文和观点，使其研究成果真正产生社会效益，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通过这样的选题策划活动，能使学术期刊及时反映学术界和社会上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所刊发的文章具有较强的学术前沿性和现实针对性，社会影响会更大。
再次，学术期刊要围绕重点问题，将刊发论文同参与、组织学术活动结合起来。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不能只局限于刊发论文，而是要直接参与到组织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之中，以此推动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并从中发现优秀作者和优秀论文，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
中国学术期刊走向世界的三阶段目标
近年来，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这一话题被人们屡屡提及。中国学术包括中国学术期刊走向世界话题的背后，其实隐含着某种“话语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Gudmund Hernes曾就中国参与话语权争夺表示：“主流的国际学术期刊大部分是英美的杂志，而在其间，涉及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知识霸权问题。这一话语霸权地位必须要受到挑战，唯其如此，全球的社会科学才能得以更为健康地发展。”
泛泛而论“话语挑战”乃至“话语争夺”并非难事。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学术期刊要走向世界，实际上需要解决“迷信”和“拒斥”两种极端意识：既要敢于破除对西方知识霸权的迷信，消解某种“自我殖民”的心态，澄清“国际化”讨论中似乎已形成的“共识”——“国际化”等于英语化这样的观念；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特定阶段、特定时期，我们仍必须遵循国际学术界制定的“游戏规则”，在遵守全球化规则的同时，基于中国立场修正既往规则，打破话语霸权，进而对国际学术形成影响。
中国学术期刊要走向世界，具体来说，笔者以为应该设定三阶段目标。
首先是近期目标，对具备条件的学术期刊实施和加强“三件套”——英文标题、英文摘要和英文参考文献的建设，全面反思其得失。以英文摘要为例，可以说目前绝大多数学术期刊的英文摘要从语言到规范都不合格，现状堪忧。不少外籍华裔学者都曾以自身的经验指出，英文摘要看似无用，其实对国外学者进行文献检索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应给予高度重视。国家社科基金似可研究进行专项资助。
其次是中期目标，创办精品中国学术外文期刊。目前在我国学术期刊界，为追赶“国际化”潮流，出版英文学术期刊渐成趋势。问题是，当前我国出版的大多数英文学术期刊既无稳固的国内市场，又难以开辟出国外市场。对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何要出版英文学术期刊？政府用财政资金供养的英文学术期刊能起到什么作用？正是基于这些思考，我们特别强调要树立精品意识，对国家投入资金创办的外文学术期刊应设立门槛，确立行之有效的评估标准。
中国学术期刊要走向世界，还应确立长远目标，即把创办国际性高水平的中文学术期刊、力争中文（汉语）成为国际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通行语言作为我们的长期战略目标。由于种种因素，在学术领域，汉语的国际地位与国人期望还有差距。上世纪90年代，瑞士社会学家George Weber根据有关标准加权评分对世界语言的国际地位进行排名，前五名分别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汉语忝列第六位。不到10年时间，根据《2005年联合国世界主要语种、分布与应用力调查报告》资料显示，新的“世界十大语言”前六位依次是：英语、汉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汉语一跃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国际地位的提升。由此判断，在语言的国际传播上，汉语和英语的竞争或许已经开始。在此情势下，要争取汉语成为国际学术讨论的交流语言，第一步应规定国内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须将汉语作为指定交流语言。在这方面，中国应学习西班牙、德国、日本的相关做法，尤其可参照法国对此进行立法规定。
与国际学术会议相比，中国学术向世界发声所依赖的另一重要载体——中国学术期刊更有责任使用汉语。面向世界的中文（汉语）学术刊物，不仅要坚持母语写作和发表，更应以在世界上扩大汉语写作和发表的影响为己任。在努力办好精品外文学术期刊的同时，国家应大力提倡和支持创办精品中英文双语学术期刊，由此逐渐过渡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创办国际性高水平的中文学术期刊，最终使中文（汉语）成为国际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通行语言。对中国学术期刊而言，这会是一条漫漫长路，但也是一条光荣和梦想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