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民主理论在中国产生一定影响，一些人用西方民主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用西方民主模式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其实质就是要用所谓普世的西式民主取代社会主义民主，进而推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在有的人那里，只有西式民主才叫民主，其他类型的民主都不叫民主，并提出了“民主终结论”、“民主至上论”和“民主万能论”等混淆视听的民主理论。在一些人的鼓噪之下，西方国家似乎掌握了民主问题的话语权，它们常常拿民主问题做文章，在有的人看来，民主成了中国的短板。面对西方民主话语的强势渗透，我们首先必须揭示西方民主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揭示错误民主观的实质和危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理论生态。

　　一、“民主终结论”的谬误

　　“民主终结论”是“历史终结论”的核心内容，它主张“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与‘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福山认为，在时间维度上，人类历史总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已经终结于当代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战胜了其他政治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就是所谓“民主终结论”的核心观点。与这一理论观点相类似的还有“殊途同归论”，认为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尽管存在多种形式和道路，但最后终究要统一发展到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认为这是大势所趋。

　　“民主终结论”的错误就在于它对历史发展事实和发展趋势的误判，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战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不论是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还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它们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具体的批判靶子是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终结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上的缺陷就是社会主义的缺陷，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的选择已经不复存在，“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已经没有改进的前景，人类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已经到达其终点。这一理论主张的错误在于，它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作原则的区分。苏联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形式，就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来说，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不容否定。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制度上的缺陷有其特殊性，它的缺陷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缺陷，许多缺陷是人为、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列宁之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越来越偏离正确的轨道，特别是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成为“皇帝的新装”时，其失败越来越变得不可避免。但是，苏共失败了、苏联解体了，社会主义还在，用苏联社会主义的缺陷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终结，无疑是混淆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生动实践表明，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并未终结于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当代西方民主实践无论有多少障眼法和迷惑性，都不可避免地显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 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制造了许多侵略战争，造成了一些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对于这些灾难没有哪一位所谓伟大的总统、总理、首相出来承担责任，他们或说这是“颜色革命”的代价，或说这是自由民主制度决策的结果，他们个人没有责任。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所谓“自由民主制度”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多方面的矛盾和混乱。在当代中国，一些人无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将西式民主奉若神明，竭力主张照搬西式民主，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漠视，在方法论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谷，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必将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闯出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动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民主终结论”的荒谬性。

　　二、“民主至上论”的谬误

　　不论是民主思想还是民主制度都属于上层建筑，不同的经济基础有不同的上层建筑。因此，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归根到底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一定的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些人在谈论西式民主时往往回避经济基础问题，无限拔高民主的地位，将西式民主视为超越不同经济基础、普遍适用的政治制度，强调中国不实行西式民主就是背离人类民主政治发展正道，这就是“民主至上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民主至上论”实质上割裂了民主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是一种抽象化、形式化的民主观，即是一种唯心主义民主观。

　　列宁曾经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76页。））列宁还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75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所谓“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都是不存在的，任何民主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民主至上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只强调形式民主或程序民主的重要性，只从形式和程序上定义民主而不考虑民主的内容和实质。

　　当代“颜色革命”的重要推手亨廷顿就主张只从程序上来定义民主，“民主无论是根据起源还是目的来界定，都会带来模棱两可和不确切这些严重问题，因此在本研究中，将使用程序性定义。在其他政府体制中，人们因出身、运气、财富、暴力、拉拢、学识、任命或考试而成为领袖。民主的核心程序是，由民主政府所管治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据此，西式民主的鼓吹者将民主的核心要件概括为三个，一是多党制，二是所谓的“自由选举”，三是政党轮替。根据民主的这三大要件，亨廷顿等人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主国家，一类是非民主国家或威权国家，民主国家的使命是推动非民主国家实现民主化。这一套民主理论影响非常广泛，一些国内外学者根据这一理论将中国划归非民主国家行列，非民主国家的另一种变通称呼是威权国家。西方国家根据这一民主理论大肆推行“颜色革命”，当前“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就是中国。

　　西式民主产生、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将它抽象、拔高为普世的、至上的民主政治模式，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已经、并还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批判极力美化西式民主的“民主至上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民主万能论”的谬误

　　抽象化、形式化民主观的盛行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西式民主的作用被无限夸大，在有的人看来西式民主成了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比如，解决民生问题靠什么，答案是实行西式民主；解决腐败问题靠什么，答案是实行西式民主；解决民族问题靠什么，答案是实行西式民主；解决统一问题靠什么，答案是实行西式民主，等等。西式民主的作用真的如此神奇？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不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近年来被“颜色革命”的国家，民生问题、腐败问题、民族问题、统一问题都大量存在，西式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有的还非常严重。但是，一些人不顾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仍然不遗余力地推销西式民主。事实上，有的西方学者已经揭示了西式民主的虚假性，这种虚假性突出表现在“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英国政治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指出，“选举参与率下降在美国最显著，但在不列颠也值得注意。在不列颠，自从1928年引进成年普选权以来，2001 年大选中投票率首次低于60%。政治家倾向于把这现象归因于‘投票者冷漠’，为此他们自然难过。但这不妨可以说反映了这样一种广泛的信念，即‘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以及政府的变化是不重要的，因为真实权力存在于政府控制之外。确实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不投票不是想像那样是明显的非理性，好像它是懒惰和不负责任的产物。”在大选时，选民充满希望地将神圣的一票投给某个政党或候选人，但是选民会发现四年或八年之后，所有的承诺仍然是承诺，许多事情比过去变得更加糟糕。所以，鼓吹“民主万能论”的人无疑就是那种不顾事实、只靠想象说话的人。

　　“民主万能论”在苏东剧变期间曾经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些“民主万能论”的鼓吹者们将苏联和东欧国家存在的一切困难和问题都归咎于没有实行西式民主。在这一理论的强势推动下，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成了嘲弄的对象。但是，实行西式民主20多年后，很多人发现“民主万能论”并不靠谱。保加利亚当代政治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指出，“民主的胜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1989年的历史断点使得许多人认为，民主是和平和经济增长的同义语。坚信民主必胜的时代的根本特征是，试图把民主描述为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而且在证明民主的正确性时，不是把民主的优缺点与其竞争者的优缺点进行对比，而是根据民主满足现代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能力。民主被描述为许多互不相关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带来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成为民主国家。保卫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并且周围都是民主国家（任何地方都自由，会让世界所有地方都更安全）。抗击腐败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答案是成为民主国家。应对人口或者移民挑战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更加民主和包容。花言巧语取得了对现实的胜利。民主传教士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主张腐败或者少数民族融合之类问题在民主环境能够更好地解决是一回事，固执地认为引进自由公平的选举和采用自由主义的宪法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不到十年，用经济增长、安全或者善治来证明民主的优越性，就开始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全球经济危机和威权资本主义的出现叠加在一起，对人们长期持有的设想提出了挑战。民主最擅长促进经济增长这一主张被中国的成功所动摇。”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时刻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是历史与现实的选择，也是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必然选择。为此，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用民主政治的生动实践，不断彰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