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图书情报学科（含档案学和文献学）近年有关新时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以及图书情报学科发展方向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梳理图书情报学科的历史沿革、发展脉络和演进逻辑，分析学科的研究现状、学术前沿和发展趋势，总结学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发展短板；界定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归纳提炼学科的基本学术命题、学术范畴、学术观点、学术思想，进一步明确学科建设的方向、重点和路径；探讨学科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科交叉发展中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讨论学科各交叉领域和各前沿新兴领域的研究问题，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特别体现中国特色和研究情景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参与国家公共文化研究、建设与服务取得新突破。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与服务是近年图书情报学科发挥自身特长、主动承接国家公共文化研究任务的新领域。图书情报学科在实践中有着面向用户提供文献和信息服务的传统，与公共文化服务有着天然的联系，顺理成章地承担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参与公共文化研究与服务有着先天的优势。一方面，图书情报学科的基本原理在公共文化领域广泛应用，丰富了公共文化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海量的图书文献资料以及在线电子资源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而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经过多年的资源建设和积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具有较大的资源优势。近几年，公共文化研究蓬勃发展，我国图书情报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成为公共文化研究的中坚力量，参与了国家层面的公共文化法律政策制定的相关支撑研究、起草咨询和实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相继颁布和实施，使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有法可依，有力引导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建设和实践创新。图书情报学科在数字化、信息组织、大数据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也充分应用到了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当中，“云图书馆”“云博物馆”等线上文化服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机构积极拓展发展新格局，在资源和服务功能方面推进融合发展。
二是面向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情报服务和研究跃上新台阶。科技情报工作向来是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实践工作的主阵地之一，各级各类图书情报档案机构尤其是专业性图书馆、文献中心、信息中心、情报中心和科技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在我国科技发展、经济建设、政府决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我国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无论是面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还是国家安全战略，图书情报学科都应大有所为，也必须承担时代使命和责任，有所作为。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导和引领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围绕服务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总目标开展研究和实践工作。一是科技情报研究。图书情报学科在传统强项科技情报服务上主动作为，服务和支撑国家科技创新升级。我国科技情报服务面临新环境和新要求，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全面渗透，改变了科技情报工作的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使科技情报服务从信息服务、知识服务向智能服务、智慧服务升级，提升了科技情报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正处于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过程中，科技发展的情报需求发生了从描述性与动向性情报到预测、预警性情报与战略性情报的转变。二是国家安全情报研究。新环境下，国家安全利益多元化，情报服务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面对日益巨大的情报需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建立服务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的国家情报工作体制显得日益重要。过去几年，我国图书情报学科领域的学者围绕国家情报体制构建、军民情报信息共享、国家安全情报分析等方面开展了极具意义的研究工作。
三是支撑国家智库研究和建设拓展学科新领域。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情报档案机构因其工作性质历来被认为具有一定智库功能。近年图书情报学科领域有关智库研究的论文和研究报告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与国家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战略的实施是分不开的。在国家决策支持体系中，图书情报档案机构负责搜集情报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挖掘、分析和研判，侧重于“出谋”；智库则侧重于基于思想智慧的“划策”。图书情报档案机构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积累发挥着智库的前端作用。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数据和信息给智库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而对数据和信息的组织、分析、处理恰恰是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特有的专长，作为与智库密切相关的图书情报学科，可以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理论、方法、技术、人才支撑。与此同时，图书情报档案机构也有发展转型的需要，因此开展智库研究、参与国家智库建设已经成为近年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研究热点和新的学科增长点。
四是数字人文研究成为新技术环境下学科发展的新方向。数字人文是新技术与人文学科交叉而形成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图书情报学科在数据和信息管理、知识组织等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因此在数字人文实践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20年初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视野下的数字人文”列为第二项，足见图书情报学科领域对数字人文研究的关注和重视。新兴信息技术的全面介入，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丰富了人文学科研究的数据来源，拓展了人文学科研究的问题域，这无疑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参与数字人文研究，正是本学科支持人文学科研究的成功范例。
如上所述，我国图书情报学科近年围绕“三大体系”建设取得的新进展都紧紧围绕国家的各项战略需求，以服务国家发展与安全为目标，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这也是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开拓进取，不断打开学科发展新局面，焕发生机、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图书情报学科之所以可以将各项国家战略迅速反映到学科研究进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图书情报学科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其研究基于图书情报档案机构的实践工作，一些时候学科实践甚至相对超前于学科理论。这种基于实践工作的学科发展特点，决定了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学科体系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当中。学科在实践和应用研究方面发展迅速，而学科理论研究尚显不足，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前学科发展中面临的学科体系不健全、不系统、不完善的困境。“三大体系”建设恰好为当前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提供了解决路径，为学科理论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图书情报学科应在接下来的学科建设中持续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在提炼学科基本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明晰各分支学科的关系，界定学科边界，创新学科方法论体系等方面再下功夫，确保学科长远发展战略。
我们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情报学科的“特色”体现在哪里？这是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进程中必须回答好的命题。在学科研究和实践中做到尊重中国实际、服务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传递中国话语就是“特色”所在。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围绕文化强国战略、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的研究和实践即是学科“特色”所在。强调“特色”，不代表要闭门造车，我国图书情报学科今后的发展应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和融合西方图书情报相关学科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的时候要结合中国实际，真正做到突出中国特色的同时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向世界传播中国图书情报学科的话语和声音，这也是建立中国图书情报学科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
解决学科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我国图书情报学科也应放眼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全局，在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进程中发挥作用，承担时代赋予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历史使命。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快速兴起和普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面临新技术理论和方法的全面介入，新技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存在感空前强烈。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社会计算（Social Computing）等交叉研究领域的出现促进了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数据驱动与模型驱动相结合、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相结合、相关分析与因果分析相结合、空间分布与时间序列分析相结合、部分探索与整体研究相结合、人工分析与工具应用相结合的特点，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已经无法完全满足新环境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因其自身的特点，比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更早接触新技术，更早拥抱新技术，并从中受益。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在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中沿着信息链的节点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数据和信息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天然具有交叉学科的特质，正好可以在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中发挥支持作用。一方面，图书情报学科可以凭借自身在数据和信息管理领域丰富的方法和理论基础为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提供工具支持；另一方面，图书情报学科在数据管理和大数据平台建设上具有先天优势，可为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实现科学数据的集成和共享，为大数据环境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研究提供技术和理论方法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这“四个面向”指明了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四个面向”同样适用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当然也适用于指导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发展。只有立足中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同时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推进中国图书情报学科研究和实践的发展进步，才能使学科永葆青春活力，更好地承担起共同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图情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