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设立，已有12年。目前，该学科的建设已在多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学科定位与业务范围获得基本认同，学科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系统研究逐步展开，学科方向与研究领域的拓展日益受到重视，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但该学科建设仍然存在诸如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意识不强，重复性研究、单向度、单视域研究较多，特别是研究方法选择和运用缺乏必要的自觉等突出问题，亟待通过努力掌握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增强学科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而加以解决。为此，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田克勤教授。
一、研究方法与掌握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采访者：我们知道，每一学科都有属于自己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这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于推动学科各研究方向和领域问题的解决、提升学科的研究水平及人才培养质量，进而全面加强该学科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带头人，作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编写组的首席专家，您能否谈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研究方法问题的认识？
被采访者：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目前学界尚缺少集中和系统的研究。我认为，这首先要从方法及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谈起。
“方法”一词早已有之，且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解读。在我国古代，“方法”一词有规矩、规则之意。《墨子·天志》指出：“中吾距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在这里，方法即指“测定规矩之法”，而“无以规矩、不成方圆”即由此得来。在国外，希腊文中的“方法”是指“方向”或“道路”，指沿着某一方向或道路行进。英语中的方法也有“手段”“工具”“方式”等含义。国外许多哲学家、科学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对方法进行过不同的解读。如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工作的完成要靠工具的帮助……正如手的工具提供运动和指导运动一样，心的工具则给理智提供暗示和警告。”这里所谓的“心的工具”即指研究的方法。他把正确的方法比作在黑暗中给人指路的明灯，说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跛子会超过沿着错误道路前进的善跑的人。“方法”既是一个单项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复合概念，既可以描述一种单独的方法，也可以从方法论的高度作为方法体系的集合。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形成多种不同的方法种类。方法按其性质可以分为正确方法和错误方法；按其作用的时空范围可以分为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而哲学方法则是对自然和社会方法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我认为，对于方法和方法论的认识，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探讨，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把它放在一定学科之下，才更有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尽管没有写出有关方法的专门性著作，但他们结合历史、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方法的问题并有过许多论述。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就从方法论与世界观一致性的角度，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本质上的统一，指明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不仅应该成为我们认识、理解和掌握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根本依据，也应该成为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对“方法”进行定位的依据。
如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写出关于方法的专门性著作一样，毛泽东也没有关于方法的专门性著作。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始终重视并致力对方法和方法论的探索。他关于“哲学就是认识论”的重要论断，以及学习哲学“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的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一致性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看来，“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的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毛泽东在他的各种科学著作中始终贯穿着方法论的观点和思想，特别是在其哲学著作和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论述中，集中而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方法论的高度重视，并在实际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方法论体系，以此指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方法思想体系不是单纯地把方法作为知识的体系和理论的抽象，而是作为人们如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方式的总和，是如何把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的各种路线、方针、政策统一起来的灵魂。
毛泽东曾形象而生动地将方法比喻为过河的“桥”和“船”。他认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气。”在这里，毛泽东已经结合他对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重要性的认识，阐述了掌握方法的一般性意义。而从学科研究的角度对方法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则还应该紧密结合该学科学者对研究方法具体运用的现状来加以分析。
首先，这是我培养研究生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带头人以后遇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由于研究生对学习往往缺少明确的定位，而导师对学生学位论文写作中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亦往往缺少足够的重视，导致学生不能充分认识研究方法对于论文研究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性，也不会或不善于选择和确定所作研究应该使用的恰当方法，往往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盲目随意的状态，少数学生甚至陷入研究方法的困境而影响论文写作。
其次，这也是基于我对该学科研究方法现状和问题的了解所产生的看法。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已有成果多为论文，少有专著，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视角分散。据有学者对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的8所重点高校2008年—2015年通过答辩的619篇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科在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上虽然已取得重要进展，表现为“能力明显加强，方法运用的科学性增强，重点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式，广泛吸收多学科研究方法，善于从多角度研究创新研究方法”等，但仍然存在着“方法论意识淡薄，研究方法写作不规范，在表述过程中过于简单不够详尽”等不可忽视的问题。该项研究的结论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最主要的问题是：“研究者对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研究方法的层次区分度不够，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也存在些许缺陷。”这一建立在抽样调查基础上的结论虽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部，但至少指明了目前所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大体上反映了该学科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基本现状。
因此，我认为，在探索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对学科基本方法与研究方法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该学科研究方法意识的培养和训练，不断增强方法自觉，提升方法论素养，提高研究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学科研究方法的关系
采访者：大家知道，毛泽东曾著有《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并提出过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方法，但少有人系统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从整体上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研究方法又离不开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深入理解，您能否先谈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
被采访者：这里实际上涉及三个命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核心命题，它是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相关命题，它是由朱德、王稼祥、刘少奇等人在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它是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在对毛泽东、邓小平等方法论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设立后对学科话语进行凝练而提出的一个新命题。从整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是紧密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两个命题。前者是从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包括基本概念、核心命题和基本理论范畴、学科方向和领域等方面对该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总体上的概括，后者则是根据前者的要求所确定的具体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前者重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整体把握和运用，后者则重在对前者具体展现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百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至国家和人民的面貌所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主题是正确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命题之后不久，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在向全党同志包括理论工作者，明确提出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深刻揭示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两种学习和研究态度本质区别的同时，尖锐地批评了由于党内教条主义影响所造成的诸多问题：“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进而“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同时，他鲜明地提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为我们准确认识和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遵循。
改革开放以来，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根据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对贯穿毛泽东思想全部内容中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作出了科学概括，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作出新的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基本要求，并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方法。中国社会近年来的大变革，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也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流，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的主流。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是，由于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过程中未能充分重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方法论思想在当代的价值，由于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所提出的某些具有方法论价值的论断，如“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等的误解，也由于对西方某些理论和方法的不当搬用，等等，导致了一段时间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及其价值在整体理解和把握上的不足和缺陷，例如，因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适当地贬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科学方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否定计划经济而不适当地贬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而忽视了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必要斗争理论和方法的价值和意义；等等。因此，明确提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科学命题，并从历史、逻辑与现实统一的角度对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采访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特别注重思想的引领，尤其注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您能否概括介绍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的贡献？
被采访者：习近平总书记既提出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又贯穿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既要学习和理解这些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更要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反复强调，要努力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努力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重视和加强学习，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他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重申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内涵和基本要求又进行了新的阐释。他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独立自主是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他还进一步强调，“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就紧密结合新的实践，对毛泽东创立并经过邓小平等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出了新的概括，为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和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提供了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性的思想，已经从根本上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与学科研究方法之间的正确关系，为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方法的确定，奠定了必要的学理基础。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统一性的角度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基石、观点是核心、方法是灵魂，三者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越是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就越能准确地体现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人类的正确立场，反之则相反；方法越正确，观点也就越正确和深刻，也就越能体现正确的立场；在阶级社会中，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性、阶级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这就在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该学科研究的方法论紧密地衔接起来，进而对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系。我认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既可从基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基于实践推动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于价值引领的真理与价值相结合、基于中国特点的中国与世界相结合等不同维度进行深入理解和把握；亦可从时间向度上将向前与向后、空间向度上将向上与向下、本体向度上将向内与向外统一起来进行辩证分析和思考。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践的观点和方法、历史的观点和方法、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发展的观点和方法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准确选择和运用适应该学科研究需要的具体研究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
采访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其中也讲到了研究方法的问题，您能否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角度，谈谈该学科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问题？
被采访者：习近平总书记这个讲话内容非常丰富，指导性极强，充分肯定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指明了新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分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当前还存在着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构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许多新观点、新判断、新战略、新举措，并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讲话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指导意义。
同时，讲话也从不同角度提到了研究方法问题。在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时，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伟大的认识工具”的重要观点，提出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的新要求，并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在讲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总体思路时，明确提出了“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等新要求；而在讲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把握住继承性、民族性特点时，又明确提出了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并就如何借鉴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明确提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在讲到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时，明确提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并尖锐指出“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而在讲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时，则明确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这个讲话中所提出的这些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无疑为我们认真解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采访者：那么，应该怎样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所提出的明确要求，进而正确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方法？
被采访者：实事求是地说，以前我还真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现在首先能认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所提出的许多要求，所指出的不少问题，在该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都适应该学科发展的需要。当然该学科也有自己不同的情况和特点。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落实讲话精神可能具有某些优势。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可能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比较熟悉中国的国情和特点，熟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对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从传统向现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也有比较深入和系统的了解。特别是原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共党史、革命史教学，或从事过这方面专业研究的同志，对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该学科各领域问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也不能由此否认该学科在研究方法选择和运用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中有人往往会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为什么有人往往侧重历史事实的描述而缺乏真正的理论概括和升华？有人甚至会套用西方的某些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学者竟然不善于运用该学科的方法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这其中有学科方面的原因，该学科创立时间还不长，一些学者原有学科背景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距离较远，不少人还缺乏该学科研究经验的积累和必要的学科共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与方法不熟悉；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如一些学者政治意识淡薄、理想信念不坚定，进而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不自觉不自信；当然，不可否认，也与西方一些错误思潮，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影响有关。历史虚无主义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既定政治偏见出发，有选择地“虚无”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史，否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建设成就，否定和贬损革命前辈，诋毁党的领袖，抹杀历史的现象与本质、部分与整体、主流与支流、成功与失误、过程与规律，其所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
解决的办法，一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信仰，努力做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二是增强政治意识、肃清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流毒。三是在增强学科意识的基础上注重学术意识和素质的培养，特别是要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所设置的方法陷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要真正落实中央关于学科、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要求，同样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我认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方法，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方法”与“方法论”的关系。“方法论”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一般而言，是指专门以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的《工具论》、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其所著的《新工具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其所著的《方法谈》等著作中，都对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索，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观点。在狭义语境下，“方法论”指的就是方法，而不是研究方法的理论，至于为什么要在方法后面加一个“论”字，有学者提出，“目的是在表述中与前面的世界观相对应、对称”。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在这里，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而说的。
其次，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方法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关系。如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现实形态一样，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现实形态，也具有继承性与创新性，“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又根据中国国情与时代变化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系统解决了在中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等根本问题，以全新的方法论视野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想。
再次，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方法的等值性、相通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方法，并不排斥一般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的等值性、相通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关于方法的等值性问题，自然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上具有等值性，它们的区别只是在反映规律的形式、研究对象指向和方法运用上。就自然科学而言，科学方法的运用直接决定了以实验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研究所获取数据的可靠性，这也使人们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少有怀疑；而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则由于其研究对象是人类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因而使它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完全采用量化分析或实验观察等方法得出科学结论。但两者在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健康发展服务的效果和价值上的等值性却是相同的。关于方法的相通性与多样性问题，相通性指多种多样的具体方法作为解决同类问题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本质上的联系；多样性则是指具有共同本质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只有把方法的相通性和多样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全面理解、准确把握方法的实质和精髓。它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既不能用方法的相通性代替多样性，人为地把各种各样的方法简单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方法，使之简单化；也不能用方法的多样性排斥、挤压方法的相通性，使之陷入具体方法的困境。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对该学科应该掌握和运用的方法缺乏必要的方法自觉，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没有整体上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而对与该学科领域理论和方法相关度不大、甚至不适应该学科研究需要的理论和方法，却不加分析地使用，有舍本求末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等问题，在该学科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中也有所表现。对该学科应该掌握的基本方法不熟悉、不了解、不善于运用的情况较为普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由一般方法、特殊方法和具体方法这三个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所谓一般方法，是指表明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方法，即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是整个方法论体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特殊方法和具体方法选择和运用的基本依据。所谓特殊方法，是指建立在一般方法基础上、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的方法，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所产生和使用的方法。所谓具体方法，是指在各个领域中完成各项具体任务的具体方法，这种方法是对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的原则加以具体实施的工具、手段、措施和途径。一般、特殊和具体三个层次的方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形成了严密的结构，进而形成了具有学科特色的方法论体系。只有理解和掌握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树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自觉，才能据此正确地选择和运用该学科研究所需要的具体研究方法。
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方法，既可以从该学科与他学科、一般与特殊、宏观与微观等不同视域进行科学分类；也可以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真理与价值、国内与国外等不同维度进行理解和把握；还可以从向前与向后、向上与向下、向内与向外的统一中进行多向度的深入思考。进而按照该学科、相关相近学科、其他学科的先后顺序实事求是地进行方法的选择和运用。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运用或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必须注意把握其科学性、合理性，避免丧失“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方法自觉，导致本末倒置，甚至陷入“方法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