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发展转换，我们要通过一系列巩固拓展的途径和有效衔接的创新实践，提炼概括出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看，任何意义上的衔接行动是否能够如预期那样达到目标，与其是否拥有坚实的衔接基础条件密切相关，其中最具基础性意义的方面自然应首推社会基础。

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衔接”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事实上，当我们将衔接概念置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加以审视，便会发现其问题的总体性和复杂性。这一总体性决定了，衔接的基础性条件尤其是社会基础就显得格外重要。

将“社会基础”概念界定置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作为人类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文化积淀最为厚重的乡村空间，其社会基础的内涵注定具有更加复杂的构成，主要包括政社联结性基础、关系性基础、村落共同体基础、文化规范性基础、组织基础等。

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最为直接的目的在于，将成功脱贫摘帽的贫困乡村纳入乡村振兴的历史洪流之中，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上来，将乡村振兴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首先，在多重复杂的有效衔接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经过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通过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我们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制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极为突出。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重层衔接”。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不仅是一个经济产业发展问题，而是将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集为一体的总体性问题。其中，任何意义上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都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

其次，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仅仅靠村落以外的外在力量的作用，难以真正完成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任务。如何最大程度地激发起村集体和农民的自主性，成为问题的关键。所谓村集体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村两委班子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在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能够采取具体现实的举措。毫无疑问，坚实而富有活力的乡村社会基础有助于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生成和维系。

最后，有效衔接过程中的城乡互动。真正意义上的“有效衔接”不可能只在乡村内部封闭的体系中完成，而是必须建立在城乡互动的基础之上。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乡之间开始建立起新的良性互动形式；而欠发达地区的乡村也通过城市乡村结对等形式，实现城乡资源的良性交换。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后期探索形成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创新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起一种超越城乡的创新交流机制。

进入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需要在快速推进的同时，注意加强乡村社会基础体系构建。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家也应发挥其社会结构分析和社会建构的优势，将构建乡村社会基础纳入巩固拓展有效衔接的核心工作之中。要注意修复和激活乡村的社会性，重建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秩序，只有把握住这样一个中心环节和中心任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任务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