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各地区在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很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基于这样的基本国情，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必须着眼“全国一盘棋”，统筹区域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尤其是立足各地区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充分发挥自身特长，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说到底，就是要立足各地区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

经济学理论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路径，构成物质财富增长的源泉。因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地区在生产不同产品、选择不同产业时面临不同成本，从而形成比较优势。因此，通过分工，每个地区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进行贸易、交换，就能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产生比孤立生产即“大而全”“小而全”生产模式更大的收益。即便某地区在多种产品的生产方面相较于其他地区均不存在比较优势，通过生产相对自身而言优势更为明显的产品，然后进行贸易和交换，那么相对于孤立生产，那个地区仍能获得更高收益。实践中，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差异是决定地区分工最为重要的因素。

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客观差异决定了提高生产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各地区之间优势互补、分工合作。但分工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不止于此。在分工的条件下，每个地区生产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客观上减少了本地区生产产品的种类，进而能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平均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效益提升企业利润，为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经营提供物质支持。分工、专业化和创新相互叠加，催生新的细化产业，使得工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向纵深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形成新的地区比较优势。这将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地区间分工合作，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分工合作和比较优势相互促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毫无疑问，上述变化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形成更有效率、更高质量、更加适应国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局面。

依据资源禀赋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塑造竞争新优势的内在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就要求各地区着眼全国统一大市场，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通过分工合作实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切实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衔接，充分发挥重大发展战略之间的协同和溢出作用。通过区域合作、优势互补，能够有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依据资源禀赋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实现各地区合理分工、优势互补。

一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依据资源禀赋选择产业和发展路径，放弃“大而全”发展模式，必然要求跨区域分工合作。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科学制定区域考核评价体系，消除地方保护的激励并鼓励地区间合作。统一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等市场规则，消除妨碍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性因素，发挥市场在跨行政区域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市场设施联通，建设现代流通网络和数字化交易平台，丰富和完善相关平台规则、功能、业务，降低流通成本。

二是特殊功能地区分类施策。对于生态功能区，加快构建和推进合理的省际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建立“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损害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推动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粮食主产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推动形成“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的粮食安全格局。对于能源、资源地区，推动传统资源产业升级改造，延长产业链条，增加产业附加值。深化能源市场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能源、矿产等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升资源优化配置水平。对于西南、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要充分发挥沿边区位优势，立足跨境开放便利条件，把区域发展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和全球经贸体系，把握“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推进面向东南亚、东北亚的辐射中心建设，努力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三是用好转移支付财政工具。民生事业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和依据资源禀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转移支付应聚焦支持基层政府落实“三保”任务，着力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础设施通达均衡化。构建同人口和城镇化率相适应的转移支付制度安排，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厘清并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提升基层政府财力同事权匹配程度。对于老少边穷及承担国防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特殊职责的区域，转移支付要适当倾斜并提高有效性，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