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需启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努力将长江经济带上的三大城市群培育成世界级城市群，以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带动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以内需市场为支撑建立国内价值链，促进产业梯度转移。改革和创新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体制。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给予地方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

　　过去我们认为，长江流域开发，就是要利用长江流域的水资源、岸线资源和运输资源，把长江流域的开发搞成各类重工业密集的开发区。这种认识把长江经济带看成一个运输带，把长江的功能界定为为大运输、大用水、大耗电产业发展服务。这是有严重问题的。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对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路径

　　长江流域开发的真正含义，应是在长江沿线集中的城市、人口、产业、市场的基础上，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沿线高铁等）和统一市场建设，形成长江流域11省市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从长江经济带独特的梯度型空间和产业体系的现实出发，有两条基本路径可以考虑。

　　其一，在空间层面上，以全球性城市为节点培育世界级城市群，虹吸创新要素集聚。我国急须改变过去那种出口导向的国际代工模式，应把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与扩大内需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但是，启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首先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全球性城市作为基础支撑。因为城市是跨国企业开拓全球化市场的载体和重要节点，只有全球性城市才能具备足够的内需规模去虹吸全球创新要素。全球性城市不仅是指城市的规模，而且指城市的高度开放性、发达的承载和容纳能力。它不仅要求城市拥有全球化功能的基础设施，而且要求拥有全球水准的城市管理能力、高品质的创业环境和宜居环境。具备这类特性的全球性城市互为节点，形成空间上不连续但又具有相互连接关系的有序群簇，对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集聚和集中具有重大影响。其中，群簇的中心城市发展总部经济（主要是设计、研发、营销、品牌、物流、金融等），外围城市则发展工厂经济，这样一来，总部经济的交易成本优势和工厂经济的要素成本优势就能形成优势互补。

　　在这方面，长江经济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截至2017年，长江经济带已经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大国家级城市群，分别位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些城市群中的重要城市（如上海、武汉、成都等），虽然与全球性城市相比仍有差距，但是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行业分工、公共服务供给等，在国内都是一流的，完全具备进一步发展成为全球性城市的潜力。如果以这些潜在的全球性城市为节点培育世界级城市群，那么长江经济带就有可能形成三引擎共同驱动模式。例如，在长三角城市群，上海越来越明显地向着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方向演变，而江苏和浙江甚至泛长三角地区，则在上海总部经济功能的协调下，越来越呈现向“世界制造基地”格局演变的趋势。这就是以总部经济和工厂经济为代表的城市功能互补的典型事实。

　　而且，一旦城市群内的企业选择了在某个地点从事经营，它将会雇佣当地劳动力并在当地消费，从而创造出当地经济的前后向关联：一方面，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前后向关联程度的提高，不仅本地居民实际收入上升，而且能够吸引更多区域外的人才来到这里；另一方面，为了享受技术溢出和要素共享带来的好处，同时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将会有更多的企业选择进入该地区，从而形成城市群内经济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成为带动当地加速发展的新引擎。

　　其二，在产业层面上，以价值链环节分离为纽带促进产业转移，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在目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国内企业想要进入高端环节极其困难。因此，我国重视内需和国内市场、建立本土企业控制的国内价值链非常必要。在国内价值链的分工格局下，长三角经济带的梯度型产业体系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这也是探索区域协同发展长效机制的落脚点。首先，国内价值链中本土企业为主，会使经营利润更可能留在本国，而不是汇出和外流。同时，国内价值链包含着高附加值的环节，能使本土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本利得，而这就为继续投资和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其次，在国内价值链下，利用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纵深，长三角地区主要从事研发、销售等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和配置。这种沿着长江经济带布局产业价值链环节的治理模式，有利于对不同地区的资源要素禀赋进行集约式整合，进而充分发挥国内循环的产业间关联效应，带来生产的迂回和专业化的加深，既能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又可以积累高端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最后，随着国内价值链治理模式的逐渐成熟，在扩大向东开放的同时，还可以把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作为进一步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沿“一带一路”进行产业链的拓展和延伸，从而加速中西部地区产业市场的发育和成长，达到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

　　按照价值链方式进行产业的梯度转移，发达地区转移出去的是相对低端的产业，而自身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所培育和发展的是技术知识密集型、国际竞争力强、高附加值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因此被转移的地区是否只能被动接受相对落后的产业，永远没有机会摆脱落后，更无法赶上发达地区？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产业梯度转移是被历史事实证明了的客观规律，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一步跨进现代产业体系。如果强行将一些高附加值产业迁入中西部地区，由于当地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政府管理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根本无法匹配，那么，这种转移只能以失败告终。而且，被转移的所谓落后产业，也不是说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只是这种技术在转出地相对缺乏竞争力，但对于转入地而言，其技术优势仍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这些发生转移的企业能够成功嵌入到本地化的产业集群，同时又嵌入到国内价值链，那么，这些企业的规模化水平和专业化水平都将得到极大的提升，从而促进不同区域发展差异的收敛。

　　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努力将长江经济带上的三大城市群培育成世界级城市群，以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带动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在功能体系上，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如上海、武汉、成都等）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提升承载和容纳能力，加强与外围城市的互补分工与合作；在组织体系上，城市治理方式应以市场自组织机制协调为主的扁平化结构为主。同时，三大城市群之间也要积极合作，共同发力，打造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三引擎联动模式。

　　以内需市场为支撑建立国内价值链，促进产业梯度转移。一是努力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利用需求端升级支持本土企业在国内市场实现转型升级。二是努力降低本土企业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制度成本，如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张力和产业纵深进行产业梯度转移。在这当中，应注意将基于价值链环节分离的产业转移与本地化的产业集群紧密结合起来。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改革和创新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机制。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还需创新地方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体系，综合考虑经济、生态、民生等多方面因素，以高质量发展为中心，设计针对地方政府竞争的绩效评价新机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平衡不同区域的地理区位差异。

　　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给予地方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在坚持中央精神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大的、因地制宜的立法权，鼓励地方政府按照自身的域情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如以PPP模式对长江经济带沿线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超前投资，改善区位条件，降低企业营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以及相关的风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