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的学问，关注的是个人和群体的社会行为。恰恰因为社会包罗万象，社会学研究方法本身的取径，也就显得格外繁多。社会学的“人文”之法，继承和熔铸了文、史、哲等传统领域的治学之道，从前人爬梳过的浩瀚文献中钩沉出新的史实，从理论之树纷繁茂盛的丛林中，让观点的种子破土而出。社会学的“科学”之法，则基于精心测量的社会数据和精心设计的统计或实验方法，以证实或证伪假说的形式，在拓展、复制、延伸的西西弗斯式努力中，构思并检验隐藏在生活底里的社会结构、关联和因果性机制。
对社会学想象力的误读
对于当代社会学而言，无论是人文之道，还是科学之道，不同的方法取径，都离不开真正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但想象力是个模糊的概念，而米尔斯很容易被误读的地方在于他对社会学想象力的呼唤部分地来源于他对抽象经验主义执着于数据的批判，所以直到21世纪的今天，人们仍然容易把基于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和缺乏想象力联系起来，导致社会学研究方法本身被无端附带了想象力的高下之判：“人文”之法，仿佛与生俱来带有想象力的克里斯马；而 “科学”之法，往往蒙受不脱匠气的批评。事实上，米尔斯对帕森斯抽象、宏大的社会学结构理论的强烈批判，才是他呼唤社会学想象力的首要原因。
其实，米尔斯的批判，剑指20世纪中叶逐步开始建制化的整个社会学阵营：理论因臃肿而无益，实证因枯燥而无趣。米尔斯对大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批判，推动了社会学从个人哲思舞台走向学科群体事业，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学的想象力仍然是一种稀缺品。在某种意义上，米尔斯的呼唤永不过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米尔斯呼唤的社会学想象力，不是因无视逻辑的自由演绎，不是放弃严密的概念制造，不是仅仅埋头于历史的草蛇灰线而放弃对当下社会演进的把脉与解读。我们所憧憬的社会学想象力，是米尔斯憧憬的洞察世情，是米尔斯强调的善于从历史中进行发现和比较的学术视野，是米尔斯那个著名的喝咖啡比喻之中，从个体行为中挖掘群体规律、在看似无关的现象之间捕捉社会关联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式的推及与联想能力。
社会学想象力的当代内涵
真正的社会学想象力，是具有高度时代特征的。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活动中，在前人业已建成的学术广厦之中，社会学想象力的具体体现，或许再也不可能是学科诞生之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那种元气丰沛、天马行空的个人思维了，也很可能不会再有布迪厄、吉登斯那种让人服膺叫绝但又语焉模糊的神秘主义式寓言，所有的社会理论都要接受学术共同体和经验研究的严格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冷静下来思考，我们会发现，支撑社会学甚至全部人类思想学术大厦的四梁八柱式的理论，百年来在众多伟大思想者的努力中已经完成了奠基和框架。而大量直觉的、浅层的社会现象关联，百年来在学术共同体的学术生涯中，已经各自被反复证实证伪而进行了标签。我们是这样不幸抑或有幸地处在这样一个后大理论时代。
在后大理论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学想象力？米尔斯没有给我们答案。在我看来，米尔斯的困局和尴尬在于，他批评了美国社会学几乎所有方法群落中的各类极端现象，但并没有看到这些不同群落里始终还有温和的演进的力量，可以融会贯通并逐渐让社会学在当下和未来不断走出危机、突破瓶颈。当然，这是批评家的通病。不激烈，难以透彻；不悲观，难以唤起共鸣。米尔斯甚至连人类组织的基本模式科层制，在他的学术理想国里都无法容忍，甚至宣称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方法论。无论如何，今天所需要的社会学想象力，离不开米尔斯所涉及的维度；但毫无疑问又有新的内容。对我们而言，当代的社会学想象力，既有来自米尔斯的终极追问的力量，也要避免他过于追求个体化和反建制的诗人幻想，要把社会学置于21世纪人类知识总体框架中来识别看待。起码，当代社会学的想象力，需要依托诸多维度的力量支撑。
第一，具备对新生社会现象的高度敏感性。新的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往往散落在学者们的聚焦点之外。所以，社会学想象力首先要求当代的社会学者，具有连接社会方方面面场域的信息接口。这种信息多元化接口的要求，对于传统时代独坐书斋的冥想和自律的追求而言，是大乖其道的：多元化接口意味着走近甚至走入现实的社会事务。而这样的信息接口，无法完全依靠回归中国历史文本的孤绝努力来实现：中国正处在变革之中的大时代，历史文本中的人群和现象，对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所能提供的，对照意义可能大于寻根价值，这无疑对习惯于从现象中提炼出概念、从历史中挖掘出脉络的人文分析者来说，构成了新的挑战。
第二，具备对社会现象间关联机制的联想力。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往往是潜藏的，发现和联想到新的连接社会现象的机制的空间，是越来越逼仄的。在今天，你很难指望去利用传统的方式，寄希望于直接从个人经验、田野经验中召唤因果灵感的能力：你往往会发现，你所能想到的机制直觉，不是已经被前人所发觉讨论，就是有其他学科曾经用改头换面的概念包装和讨论。而更为吊诡的是，即便幸运地想到了某种可能的重要的社会关联，你却缺乏这样的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面对这样的困局，定量分析者的出路起码有两条：其一，学会用竞争性解释的批判思维去看待文献和现象，凡事皆问孰因孰果、是否因果倒置、或有其他原因；其二，善于让数据本身成为激发想象力的重要源头。想象力的来源，来自冥想、来自资料，皆是学问，无论出处，无问东西。
第三，具备超越学科领域和方法畛域的贯通思维。社会科学具有范式上的“双重性”：既需要“人文化成”的底蕴和学养，亦倚重“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和方法。近十年社科前沿增长点明显有两个热区，均来自于突破学科的对话和突破方法领域的融会贯通。一是社会科学的“内部交叉”：定量方法尤其是计量经济方法向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覆盖，迅速推动了社会科学内部对话和整体水平的提高。二是“外部交叉”：自然科学的方法、数据和模型，一经与社会科学结合往往能形成前沿。随机实验、仿真、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等自然科学手段和资料，已迅速推动计算社会科学、实验社会科学的勃兴。而社科学者进入人文领域，不同研究范式也能带来学术新疆域。不故步自封，对其他的学科和方法保持最大的尊敬并具有最好奇最强烈的融会贯通意识，是当代社会学亟待补充的想象力来源。
第四，具备从合理距离来洞察世情的职业习惯。社会学的想象力，或者米尔斯希望看到的想象力，是必须服务于人类学术智业的。正因为人类社会现象的浩瀚复杂，我们的想象力既不能完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不能完全鸟瞰而缺乏深度。当我们走得过近，过度相信“个体”足以提供给我们的解释力量，就会冒着巨大的过度解释的危险。这是因为，每一个个体的社会化过程，都永远是局部、细微的高度差异化的社会化，我们不能因为个体不可避免地被社会化，就把理解社会个体的学术过程，直接当作可以理解社会总体和总体社会的学术过程。同样，当我们过度相信“样本”的力量，我们也将面临因过于简化而丧失了对差异化社会过程的深度解读，除非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把基于样本的推断和基于个案的解读做到水乳交融。但显然因为不同方法与生俱来的差异而自然成为一个悖论。因此，无论做个体分析还是样本分析，抑或是大数据时代的总体分析，我们始终应该避免过于乐观，始终应该小心翼翼地用距离感来提醒自己：要在适当、合理的学术尺度上，在最大限度把握总体的前提下，保证社会分析的情怀和深度。
走出米尔斯和方法之争
社会学的想象力，或者我理解的米尔斯所倡导的、我们一直孜孜以求的社会学想象力，绝不会仅仅来自固化的、一成不变的某种学派、某种技法，而是一条流动的充满时代活力的巨大河流。在我看来，要完整地理解当代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当下特别重要的，乃是告别过往的定量定性、科学人文、个体总体孰高孰下的争辩，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而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山之基石，是水之源流。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追求方法之间的尊重、包容和取长补短，而不必去追逐一种仅存在于想象中的方法大同的乌托邦。当一名社会学家在进行思考之际，方法畛域之见越少，就越能拥有学术想象力的储备之泉。正是这样千万社会学家的想象力的支脉源流，一起汇成社会学总体想象力的恣肆汪洋。
诚然，米尔斯在20世纪中叶对于洞穿世情、神游历史的心智品质之推崇，并不代表他对21世纪的当代社会学具有俯视或者神奇的预言能力。公允地说，米尔斯的局限性在于，20世纪的他，对社会学使命的理解仍然是19世纪式的。困在20世纪的米尔斯无法预见到，在21世纪，社会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严肃的公共智识事业，而不再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那样的个人作坊。对于米尔斯的想象力执念，我们应该深刻和动态地理解，在喝彩之余，最终还需要走出。因为，想象力原本没有那么神秘莫测，也未必需要加上米尔斯三个字来做这西方的加持。归根结底，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方法论，虽紧密联系却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缺乏社会学的想象力，“人文”研究会降格为学者的自我思维放逐，而社会“科学”研究则可能沦落为学术流水线上的炮制。而方法的不足，只会进一步放大这种危险。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告别方法的高下之判和畛域之见，彼此尊重和理解，合力提升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