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科学技术史学科“再出发”“再建制”是我国科学技术史学界的热点话题。这些话题不仅由来已久，也反映出我国科学技术史学术共同体对“构建新时代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不懈追求。

　　学科建设的发展危机与新动态

　　近期，基因编辑事件不仅成为科学界热点事件，入选《自然》和《科学》两大国际学术期刊年度榜单，而且扩散、转化为公众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担忧乃至焦虑。面对这一问题，我国科学技术史学界发声，从科学技术史教育事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的角度作出回应，提出了在我国科学教育中科学技术史的缺席与我国科学技术史学科未能自觉承担起应有的教育、社会责任紧密相关，比如，“在教授科学通史方面缺乏学术基础”“重科研、轻教学”等问题我国科学技术史界普遍存在。

　　2018年，国内科学技术史学界多次举办诸如“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再出发”的学术会议和论坛，学界普遍意识到，我国科学技术史学科走到今天面临着学科发展危机，并呼唤着一场变革。对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的反思不仅来自于科学技术史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来自于科学家。2018年9月22日，在“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40周年暨中国科学院大学建校4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杨振宁先生的批评直指科学技术史工作本身。他说，“20世纪、21世纪科学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各个领域发展空前活跃，而且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但是国内对于这方面的各种分析、介绍和记载工作做得非常、非常之不够”。批评并不代表着对科学技术史学科价值的否定，恰恰表明在科学家眼中，科学技术史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和有价值的工作，只是目前没有将学科价值有效、充分发挥出来。

　　2017年6月30日，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上，杨振宁先生就讲，“科学史有别于科普、传记文学，有助于我们严肃地反思科学自身的历史，从而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理解‘什么是科学’”。而且认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成立，“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科学史学科的专业化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力主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科协—北京大学（联合）科学文化研究院”，并在2018年12月18日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申明科技史的学术、教育与社会价值，倡导“北大要提高科学史学科的战略地位，充分发挥科学史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作用”。可以看到，社会各界对科学技术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寄予了厚望，亦即科学技术史学科要“为”才能有“位”，从而为更有为创造条件。

　　2018年，我国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发生诸多新变化。全国科学技术史博士点增加到12家。拥有科学技术史学科的C9高校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和人才培养引进力度，着力进一步将学科做大做强。其他高校科学技术史学科也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定位的发展，如一些地方高校依托地方传统工艺资源优势和科研优势，积极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产生了一定的品牌效应。

　　时代对学科发展提出新要求

　　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使命。20世纪我国科技史界科学技术史观的形成与实践深深地烙着爱国主义的印记，这是时代所需。那一代科学技术史学人探赜索隐，艰苦卓绝，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挖掘、整理科学技术遗产，不仅将中国科学技术史脉络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学术意义重大而深远，并且实现了当时时代所需的价值转化，获得了学术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尊重，获得了学科的时代话语权。

　　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不仅源于自身学术系统严谨治学、孜孜以求历史真理的精神和实践，也离不开这种精神与实践的时代性。

　　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就全球视野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工业变革蓄势待发，重大科学发现与颠覆性技术发明层出不穷，国家间的科技竞争更加激烈、复杂而深刻，各个国家都在积极谋划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科技创新实力不断提升，正日益接近世界科技中心，已与半个多世纪前的科技水平产生云泥之别。可以说，人类整体进入了一个新的竞争激烈的科学时代，也必然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由科技高速发展带来却并非科技自身能够单独解答好的时代问题。

　　比如，我国同他国在经济领域的较量，其实质依然是核心科技创新力的竞争，一方面展现出我国科技水平整体提高，同时也在很多关键层面暴露出我国科技与西方强国的差距，面对这些问题，科学技术史能否作出有效回应？我们在研究“李约瑟难题”的同时，也要重视科学技术史在“钱学森之问”“杨振宁三问”上给出建设性分析。因为，前一个问题拷问的是“近代工业变革前中国千年文明史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科学？”这是回顾历史之中国的问题；后两个问题则追问的是“近现代科学文化东渐开启以来的百年间，中国科技建设成效的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实力乃至综合国力到底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中国科技创新未来走向到底如何？”这些关涉当下中国和未来中国的现实问题。科学技术史能够在这些问题上给出怎样的判断？

　　新时代学科未来发展路径

　　如何回应时代对科学技术史提出的要求，这项任务复杂而艰巨，以下几点对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意义。

　　1.积极构建新的科学技术史观。科学技术史发展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科学技术史观不断演化的历史。中国有悠久的治史传统，留下了董狐直笔这样的史学学风。近几十年来，老一辈科技史家又在科学技术史领域为后学塑造了很多优秀的治学典范。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好的学术传统。同时，也需要我们深刻把握时代脉搏，尤其是充分认识到我国科学技术史学科目前所处时代同半个多世纪前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需要科学技术史观的变革，并由之带动科技史家治科学技术史的言说、理念、方法、方向乃至范式的变化、革新，这是重构话语权的首要条件。

　　2.加强科学技术史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科学技术史本身具有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作用，有利于其与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比如，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考古、文化遗产等学科的合作，在很多学校将会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增长点，成为有分量的言说者；科学技术史与管理、经济等学科的交叉，将成为国家和区域科技战略智库建设的生力军。更为关键的是，打破学科壁垒，实现优质资源共享、融合发展，才更有力量承担国家重大课题，成为社会可以依靠的重要学术力量。

　　3.加强与科学家的联盟。我国早期科学技术史家，特别是一些旗帜性人物，很多就是科学家，也正因此，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初期就显现出强大的学术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而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史学科队伍中，知名科学家极端匮乏，这是学科发展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积极主动与科学家联盟，发挥科学家在科学技术史知识和理论供给中的主体作用。他们的文字、言说不仅丰富着科学技术史资料库，更重要的是其学识与科学魅力有利于拓展出新的科学技术史学术增长点，构建新的科学技术史学术重镇。

　　4.积极打造国家级平台。国家级平台本身就是学科话语权的有形标识，说明学科具有承担国家重大学术任务的能力而且也获得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同时，国家级科研平台又是学科积聚优质资源、提升学术实力的载体。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史界还没有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协同创新中心等国家平台建设上取得大的突破。下一步，有条件的科学技术史科研教学单位应当结合自身学术优势积极申请学术平台，并通过平台建设，进一步凝练方向、突出特色、提升实力。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东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