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提出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战场，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东西双向开放水平的大动脉。2023年11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并再次强调要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守住管住生态红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近8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思想力量和实践伟力。沿江各省市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更大力度谋“降碳”、更严要求抓“减污”、更高标准促“扩绿”、更优举措稳“增长”，不断厚植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基底与发展动能，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转变了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在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走出了一条新路。
当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取得的成效尚不稳固，生态环境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还未得到根本性改变。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由来已久、成因复杂、表现多样，其问题出在水里，但根子却在岸上。产业作为有机联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重要纽带，其绿色转型升级是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绿色化变革的“牛鼻子”，更是纵深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长江经济带拥有完整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在诸多领域已经形成世界级产能和集聚优势，但由于产业发展惯性较大，传统产业占比高、同质化竞争明显、低碳化能效偏低、绿色化创新滞后、数智化程度不高，而且沿江产业转移协作中污染外溢等问题使得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任务依然艰巨。同时，由于流域经济鲜明的地域多样性特征和流段间紧密联系，对解决问题的系统性、整体性要求更高。这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作为重中之重，逐绿而行、向绿而兴，不断提高全流域绿色化程度与协调性水平。
第一，立足区域协同联动，统筹优化沿江产业布局。一是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指南》的落实情况进行阶段性评估，找准痛点与难点，在国家层面统筹协调产业空间布局，做到有扶有控、分类指导、有序转移。沿江省市要厘清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衔接中的关键问题，积极搭建产业转移供需信息对接和磋商平台，明确“土地—产业—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全面落实主体责任，明确产能置换和生态门槛要求，确保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二是淡化区域指向、强调功能聚合，建立跨区域产业规划统筹协调机制，最大限度消除区域间重复建设和市场隔绝，促进中下游地区的节能环保技术和生态型产业向上游转移扩散。发展共建园区与飞地经济时，可由转出地负责运营，地方税收留成大部分用于园区发展，GDP、投资等指标和税收按照双方所占股份分成。三是优化污染排放监测体系、统一监测标准，建立实时数据库与信息平台，以确保在重大产业项目跨省市迁移时能平衡相关利益矛盾，让发达地区在产业上“不吃亏”，让欠发达地区在生态上“不吃亏”。
第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业焕新增绿工作。一是刚性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严把准入关口，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并加大淘汰沿江环境敏感区域的落后产能、工艺和产品力度，明确整治标准和期限，逐步推进化工、钢铁等临港产业绿色化、精品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着力推动产业转型从末端治理升级为源头转型和结构全面优化，也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避免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一刀切”和“齐步走”。二是以《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为蓝本，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逐步打造绿色发展领军企业与行业标杆。同时，强化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的引领带动，推动绿色制造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三是以沿江部分优质开发区和重点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样板，推动清洁能源绿色循环利用，对标世界一流全力打造若干绿色低碳发展引领区。
第三，完善主体协作机制，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一是以技术工艺革新、生产流程再造等促进沿江“三高”行业增绿降碳，加大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等领域绿色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创新优惠力度，并健全金融服务、市场交易、产品认证、人才培养等政策机制，完善相关服务体系，引导和扶持绿色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二是依托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各类高水平创新平台，引导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共建绿色技术创新联盟，开展绿色产业化先导技术的超前部署、系统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等工作。三是加速绿色能源技术创新，重点关注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先进生产技术，降低能源成本，促进清洁能源的源头替代。同时，优化中间环节，重视绿色改良式创新，推广新型绿色生产装备，提高重点和关键产业循环协作水平，为绿色转型升级提供物质技术基础。
第四，强化数字技术应用，赋能产业数智融合发展。一是将工业互联网、云计算、数字孪生等技术运用在产品设计、商品生产、市场销售、企业运维等新场景、新业态、全流程中，提升智能化水平和能效利用率，逐步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向全新的“绿智综合技术—经济范式”转变。二是以“东数西算”工程为契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鼓励超算中心为地区和企业绿色低碳管理提供算力服务，增强绿色发展评估、决策、监管能力。三是依托省级重大人才工程、专项培育基金、重点引育项目等，围绕长江经济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发挥长江经济带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和数字技术领先优势，深度推进校企合作，开展紧缺急缺数字型人才培养，加快“智改数转”技术成果转化和知识技能融合，夯实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人才根基。
第五，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拓展“两山理论”新实践。一是由沿江省级政府牵头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联席机制，强化协同合作、信息共享，并加强金融工作的整体指导和协调，发挥绿色金融信息交流、发展研讨、人才培训、投融资供需双方对接等服务功能。二是以长江下游的浙江、中游的江西、上游的贵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为抓手，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并适时在长江经济带扩大试点范围，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三是按市场化运作原则设立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基金，并根据沿江各省市的实际情况对项目的审批向低污染、少排放领域倾斜。同时，建立新型绿色贷款评价指标体系，对于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项目予以贷款优惠，并探索诸如债券类、环境权益类等融资工具，促进各类基金、信贷资源及相关财政手段之间协同高效配置，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广泛参与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长三角跨界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研究”（21BJY15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南通大学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