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物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智能化日益成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智能化治理(也称为“智治”)是在治理实践中,强化互联网思维,注重运用智能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更好服务社会,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智治在激发社会活力、提高治理效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以开放心态
促进社会治理智能化
社会治理智能化是信息化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必然要求和有力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目前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日益颠覆着人们的传统认知和习惯。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而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将人类生活带到了全新的时代,引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治理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但一些部门对云技术、大数据等新技术不够了解,甚至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误区,在面对新技术冲击时无所适从。事实上,无论是云技术还是大数据,只是一门新的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方式,本质上仍然属于器物层面、工具层面的东西。工具是服务于特定目的的,从属于目的范畴。明确了这一属性,我们就会从社会治理的高度认识到,智能化是一种能够被使用者所掌握的技术。我们运用智能化手段,是为社会治理服务,并从属于社会治理的目的。只要人们运用得当,智能化治理就会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有力工具,不会凌驾在社会治理之上而无法掌控,更不会威胁人们的日常工作。因此,社会治理相关部门应以开放的心态主动接受和研究各项新技术,并因地制宜地运用到具体治理过程中,为促进新时代社会治理智能化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以网络科技创新
加强社会治理智能化
对社会治理智能化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先进的技术装备和信息管理平台整合在一起,发挥先进技术的集成优势、联通优势。为此,一是实现既有平台、数据、业务相通。目前,政务服务正在实现一网通办,数据通、业务通是主要内容。社会治理应抓住机遇,在统一统计口径、数据格式、数据来源的基础上,实现公共服务、政务管理平台的整合对接,通过实现数据通为业务通打好
基础。针对既有数据信息不兼容、难以打通的问题,应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数据转换形式,通过一定的公式加以转换,实现不同口径数据的互认、兼容,解决数据难通问题。只有实现了数据通,业务通才有可能。业务通建立在业务名称、材料要件、流程、时间、标准、结果一致的基础上,还需要相关部门互相认可,这是对现有管理体系的挑战。而智能化软件和平台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即由大数据管理部门牵头,统一业务的要求和合法性后,构建统一的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平台,使相关部门在一个平台上管理运行,依靠平台督促各部门履职尽责。二是对现有治理功能进行优化。在实现数据、业务、平台相通的基础上,我们应优化智能化治理平台,释放平台的潜在作用。一方面,社会治理的部门和人员管理等体系在职能界定、机构设置、人员培训等方面要做出相应改变,增加合适的新机构,强化机构管理的智能化职能,增强人员学习培训力度,以适应智治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正确运用激励机制,激发领导者和一般办事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更好应对智治的挑战,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此外,还应强化平台的研判、预警、回应、恢复功能,通过大数据主动研判治理对象的演变态势,发现其潜在需求和内心关切,从而使社会治理更加贴近实际,满足群众的预期。
以人民为中心
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社会治理智能化要紧紧抓住人这个核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智治水平,并不是技术装备和设施环境现代化就够了,更重要的是让先进的技术装备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和温暖。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一方面,在日常管理运行中应充分发挥技术装备的优势服务社会治理,不能仅仅把它们作为摆设和陈列品,依旧管理运行老一套,线上线下分离,导致增加工作负担。要让一线工作人员认识到,先进的技术装备是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有助于更好地为企业和群众服务。另一方面,在服务群众时,不仅让他们感觉办事更加便利、选择更加丰富、服务更加人性化,而且运用先进技术装备时应主动发现他们的需求和问题,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这对技术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智能化的社会治理平台应能够主动研判群众心理,了解群众的需求,为政府管理提供准确预警。在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以标准一致、优质高效的服务让群众感受到亲情般的温暖、家庭般的融洽,从而积极为群众释疑解惑、解决问题,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战略要点与关键环节研究”(17VZL015)、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建设研究”(17KDA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