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位于北京月坛北小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记者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

　　不久前，张卓元荣获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长青树”，他是敢于挑战传统的“求索者”，曾在价格改革、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等领域，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法；他是中国改革智囊的“稳健派”，曾多次上“玉泉山”，参与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献策国家改革路线图。

　　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话匣子打开，从治学经历到改革思索再到未来期盼，张卓元娓娓道来。

　　治学：坚持真理系学者本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对您60余年研究贡献的诸多评价中，您自己最看重哪一点？

　　张卓元：我觉得，应该是关于“稳健改革”的思想主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稳中求进”不仅是改革所需的基本思路，也是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底子”还很薄，快速转型、一步到位的改革方式无异于“休克疗法”，将给改革带来巨大风险，而“稳健”则能保证改革目标的有效达成。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是如此。宏观政策要稳健，尽量避免以通货膨胀等手段刺激经济增长。不可过分追求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否则容易留下“后遗症”，这方面的教训不容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主张的“稳健改革”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张卓元：我想首先可能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出生在旧社会，16岁前，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政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民心丧失和社会动荡。后来学习经济学，了解到国际经济学界也普遍认为经济稳定优先于经济增长，稳健的经济发展从长远看是更有效率的发展。再后来，通过总结我国过去发展的经验教训，我进一步明白“经济发展不怕慢，就怕走弯路”的道理。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身为经济学家，在思考经济问题时，也应当考虑社会的承受力，从事经济学研究，这个基本理念不可或缺。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世纪60年代起，您不断提出冲击传统经济体制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在当时，您承受了不少压力，甚至被点名批评，而您始终勉励后辈，要勇于标新立异、敢于争鸣。您的勇气从何而来？

　　张卓元：我能够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受我的老师孙冶方先生影响。孙冶方先生是那种只要他认为正确就一定会坚持的人。“文革”前，他顶住被批判的压力，坚持给中央写改革建议。我深受他的教诲，相信坚持真理是学者的本分和操守。因此，尽管当年有关部门已将“生产价格论”定性为“修正主义的东西”，我还是壮着胆子与何建章联名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一文。不过，我也做了一些“妥协”，当时发表文章用了化名“张玲”（笑）。

　　改革：把归市场管的交还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参与起草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引起极大反响。您认为这方面改革将往哪个方向走？

　　张卓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最重要的是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目前，我国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这只手伸得太长，而另一只手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领域则伸得太短，存在一方面越位而另一方面又不到位的情况。因此，未来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把市场能够发挥调节作用的领域归还给市场，而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由政府真正管起来。再者，要健全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只有在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且价格这个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不失真的情况下，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此外，还需重视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为经济增长、税收、就业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发展也有利于让有限的资源实现优化配置。